1968年，大将王树声在某机关单位食堂排队打饭，见一干部打了5份饭菜，顿感蹊跷。他上前询问原因，竟然被那干部怒目呵斥道：“关你什么事，闪一边去！”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人拍手叫好。 当时，王树声听到后并没有发火，甚至连表情都没变。他只是缓缓地把手里的饭盒放下，腰杆挺得笔直。 他冷冷地盯着那个干部，沉声说道：“我是王树声。我现在就站在这儿，你告诉我，这饭是给谁打的？” 听到“王树声”三个字，那干部的脸瞬间就白了，手里的饭盒“哐当”一声掉在地上，红烧肉撒了一地。在那个年代，谁不知道王树声大将的威名？那是鄂豫皖苏区的创始人之一，是真正的开国元勋。 原来，这个干部是某部门领导的秘书。那位领导嫌食堂吵，又想吃好的，就这让秘书拿着公家的饭票，用“特权”多占多拿。那5份饭菜，其实是那是几个“小圈子”里的领导干部的“加餐”。 当天下午，王树声就没有回办公室，而是直接去了那个部门。他没有大发雷霆地骂人，而是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脸红的事。他让人把那几个被打翻的饭盒捡起来，连同撒在地上的饭菜，端到了机关干部大会的桌子上。 会上，王树声手里举着半个已经风干的冷馒头，那是他自己在行军途中常吃的干粮。他看着台下那些低着头的干部，声音有些发颤： “当在大别山打游击的时候，我们十几个战友分吃一块干粮，谁都不舍得多咬一口。那时候我们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有一口饱饭吃吗？现在条件好了，有的人就开始要把手伸长了，一个人吃五个人的饭！这饭，你们咽得下去吗？” 紧接着，王树声当场宣布了一条铁律：机关食堂以后只准“一人一份”，取消所有领导干部的“小灶”特权，任何代打饭一律通报，谁的名字都不例外！ 从那天起，那个机关食堂的风气焕然一新。不管多大的官，都得老老实实拿饭盒排队。 其实，王树声的这种“较真”，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刻在骨子里的。这得从他的出身说起。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王树声其实是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1927年黄麻起义前夕，他已经是共产党员了。当时起义队伍攻进了丁家大院，那是他舅公丁枕鱼的家。 舅公站在堂屋里，指着王树声骂他是“败家子”，说家里经营了40年才攒下这几百亩田，怎么能说分就分？院子里堆着厚厚一叠地契，每一张上面都沾着佃户的血汗。 面对这位至亲长辈的痛骂，年轻的王树声眼皮都没眨一下。他直接下令，三天内烧掉所有地契！他亲手把几百亩良田，按户口和劳力分给了穷苦乡亲。 王树声图什么？他图的是“天下穷人有饭吃”。所以，当他看到1968年那个干部打了5份饭的时候，他愤怒的不是几块红烧肉，而是有人忘了他当年烧地契时的初心。 这种“不搞特殊”的家风，也深深影响了他的家人。 1955年春，解放军首次授衔，王树声被授予大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这可是光宗耀祖的大事。他在老家的表弟王宏文听说了，兴冲冲地从麻城赶到北京。 表弟一来就开口提要求，说自家孩子高中三年成绩都在前5名，是个好苗子，想让表哥打个招呼，安排进军械部门工作。在表弟看来，这不就是大将一句话的事儿吗？ 当时，王树声正在练字，手里那是那支用了10年的老钢笔。听完表弟的话，他把笔一放，屋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 表弟见他不吭声，急了，开始翻旧账。说1927年起义的时候，咱们家可是给红军递过火把、送过信的，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这点小忙都不帮？ 屋里安静了足足半分钟。王树声才缓缓抬起头：“正因为咱们有这层亲戚关系，我更不能坏了规矩。孩子成绩好，可以去考大学，考上哪所是哪所。想靠我王树声签字走后门？门都没有！” 表弟气得饭都没吃就走了，临走时骂他“六亲不认”。王树声听了，只是苦笑。他心里清楚，这个“恶人”，他必须做。 到了1972年元旦，王树声的儿子要结婚了。亲戚朋友们心想，大将的儿子结婚，怎么也得排场一点吧？不说豪车接送，至少得动机关车队去接个亲，这才显出身份。 结果呢？王树声直接拒绝了。他说：“公家的油，一滴都要算在账上。结婚是私事，怎么能占公家的便宜？” 最后，堂堂大将的儿子，是租了三轮车把新娘子接回来的。婚房更是简单得让人心酸：一张1米半的大床，两把旧椅子，还有一只老式挂钟，这就是全部家当。 婚宴上，王树声只喝了两杯酒，就被秘书叫走了。那天是1月1日，本来是全家团圆的大喜日子，可因为有一场事关西沙群岛防务的紧急会议，他连儿子敬的第3杯酒都没来得及接，穿上军大衣就冲进了风雪里。 这就是王树声。在公与私之间，他心里的那杆秤，从来没有偏过。 1974年初春，王树声病倒了。医生检查后叹气说，这是长期高负荷工作累垮的，如果早半年休养，也不至于恶化得这么快。此时的他，体重比1955年授衔时足足轻了20多斤，瘦得脱了相。 1974年1月7日，这位让敌人闻风丧胆、让特权者无地自容的大将，在病房里安静地闭上了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