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中共特工，潜伏敌营15年，随着自己一步一步的努力，逐渐打入了敌人的的核心，但是越往深处走，越让人觉得胆战心惊，因为能做到高层的人物，没有一个人是简单的角色。于是这名特工便向组织请示自己下一步的动作。很快组织便给了这名特工一个答案：“官做得越大越好。大胆往上爬……” 这人是谁？他叫李时雨，一个拥有长达15年潜伏生涯的中共王牌特工。 咱们把时间轴拨回到1908年。李时雨出生在黑龙江巴彦县，正经的国立北京法政大学的高材生。按理说，那个年代的法学毕业生，那是社会的金字塔尖，安安稳稳当个律师、法官，日子能过得相当滋润。 但李时雨骨子里有股血性。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老家沦陷，国破家亡的惨状让他明白，靠书本救不了中国。他先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在东北拉起了一支抗日义勇军，真刀真枪地跟日本人干过仗。 后来组织上觉得，让他拿着枪在林海雪原里拼命，实在浪费了他法学高材生的背景和那份沉稳劲儿。1934年，李时雨接到命令：利用你的专业和背景，打进去！ 这一进去，就是整整15年。 他先是潜入了西安的东北军，在“剿总”第四处当差。那时候正是西安事变前夕，各方势力角逐。李时雨利用职务之便，搞到了不少东北军高层的动向情报。等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东北军东调，他又接到了新任务：去天津。 天津，那是当时日伪统治的重镇。李时雨摇身一变，成了伪天津高等法院的检察官。 1939年初，天津有个棘手的案子。我党的一位同志叫冯骥，被捕了。在那个环境下，共产党进去了基本就是九死一生。组织上让李时雨想办法捞人。 李时雨怎么干的？他没有搞什么劫狱，那太低级。他当时已经是汪伪天津高等法院的书记官长，利用职务之便，他把冯骥的卷宗给调了出来，然后一把火烧了。 烧了卷宗怎么交代？他算准了时机，利用当时法院被日军轰炸混乱的情况，跟手下的书记官暗示：“这卷宗是不是被炸没了？”手下人怕担责任，一看长官给了台阶，立马顺坡下驴：“对对对，就是被炸没了！” 没了卷宗，这就成了无头案。李时雨又跑到看守所暗示冯骥翻供，咬死自己是打架斗殴被诬陷。最后，李时雨那是名正言顺地判定证据不足，当庭释放。 这一套操作行云流水，既救了人，又没惹一身骚，这才是顶级特工的素养。 但这只是开胃菜。1939年，组织命令他去上海，打入汪伪政权的核心。 这一去，李时雨算是彻底走进了“魔窟”。他先后当过汪伪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法制委员、上海市政府秘书处处长，甚至还兼任了伪警察局的司法处处长。 在这种环境下，只要你露出哪怕一丝一毫的“正气”或者破绽，立马就是杀身之祸。有一次，特务头子李士群怀疑他，故意在会上抛出假情报试探。李时雨那是多机灵的人？他不动声色，会后还假装八卦地跟李士群聊这个假情报，顺着对方的话茬往下说，硬是把李士群给忽悠瘸了，彻底打消了怀疑。 正是因为站得高，他搞到的情报全是战略级的。日伪签订的秘密协定、汪伪的军事布防图、清乡计划的兵力部署，这些要命的东西，源源不断地通过他的手传到了延安和新四军手中。 最绝的是1945年。日本投降了，汪伪政权树倒猢狲散。按说这时候李时雨该归队了吧？没有。组织上来了新指示：趁乱，打入国民党军统！ 李时雨利用自己在汪伪时期积累的人脉和掌握的黑料，跟军统上海站搭上了线。戴笠，这个被称为“中国的希姆莱”的特务头子，亲自接见了他。戴笠看中了李时雨手里掌握的汉奸名单和资产情况，大笔一挥，任命李时雨为军统上海行动总队少将总队长。 李时雨在这个位置上，那是如鱼得水。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巧妙地保护了一大批曾经帮助过我党的“伪职人员”，把那些真正罪大恶极、手上沾满鲜血的铁杆汉奸交出去顶罪。这不仅完成了军统的任务，还保存了我们的统一战线力量。 到了1948年，解放战争打得火热。李时雨又利用参加高层军事会议的机会，把国民党在长江下游的江防要塞分布图画了下来。这张图，后来成了华东野战军渡江战役的重要参考。可以说，百万雄师过大江的背后，有李时雨的一份功劳。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随着国民党败局已定，内部审查也越来越疯。军统那个“笑面虎”毛人凤接班后，开始疯狂抓人。李时雨因为平日里有些举动太“仁慈”，被怀疑通共，抓进了大牢。 国民党查来查去，愣是没查出他的真实身份，最后只能判了他个有期徒刑。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地下党组织花大力气把他营救了出来。 当李时雨终于脱下那身让他感到恶心的国民党军装，换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制服时，他已经在黑暗中行走了整整15年。 李时雨晚年回忆说，那时候最怕的不是死，而是怕死得不清不白，怕到死别人都以为他是个大汉奸。 1999年，这位传奇特工在北京病逝，享年91岁。他曾写过一首诗：“敌营搏斗十五年，刀光剑影无形战。革命胜利归来日，换上军装笑开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