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西方把青霉素列为军事机密，中国老百姓和军人伤口发炎红肿后，往往因为没有青霉素治疗而死去！汤飞凡得知后十分难受，对英国生物学家李约瑟说：“我有个办法！” 1941年的中国，抗日战争的硝烟弥漫四方，战场上的士兵们浴血奋战，可很多人没能倒在敌人的枪口下，却被小小的伤口感染夺走了生命，彼时的西方，早已发现青霉素能轻松治愈细菌感染，堪称战场救命神器，可他们却将这项技术严密封锁，列为顶级军事机密，任凭中国军民在病痛中挣扎。 远在海外、早已在微生物学界崭露头角的汤飞凡，得知这一消息后，心像被刀割一样疼，这位从湘雅医学院走出的医学博士，曾在哈佛大学深造，深得恩师器重，拥有优渥的科研条件和光明的发展前景，可他从未忘记苦难中的祖国，更放不下那些因缺药而死去的同胞。 一天，他找到英国生物学家李约瑟，语气坚定地说：“我有个办法！”这句话里，没有丝毫犹豫，只有破釜沉舟的决心——他要放弃海外的一切，回到祖国，研制出中国人自己的青霉素，李约瑟当场就愣住了，在他看来，当时的中国一穷二白，连像样的实验室都没有，想要研制青霉素，无异于登天，可无论他怎么劝说，汤飞凡的心意都没有动摇。 义无反顾回到国内后，汤飞凡在昆明白手起家，组建起科研团队，没有经费，他就捐出自己的积蓄；没有实验室，就找了个破旧的院落改造；没有先进设备，就用简陋的器具拼凑，甚至要坐船到湖中心取水，用漏水的锅炉消毒，更难的是，青霉素的菌种极难获取，他们四处搜寻，最终在一双旧皮鞋上找到了可用的绿毛霉菌，小心翼翼地培育起来。 战乱年代，实验室经常断水断电，日军的轰炸也时常打断研究进程，可汤飞凡和团队从没有退缩，他们白天摸索培育、提纯工艺，晚上在油灯下记录数据，一遍又一遍试验，一次又一次失败，哪怕累到极致，也只是短暂休息后继续前行，期间，远在美国的童村也通过书信，给他们传来了不少青霉素工业化生产的技术信息，帮他们少走了很多弯路。 好不容易培育出青霉素菌种，新的难题又接踵而至——没有生产设备，即便有菌种也无法批量生产，走投无路之下，汤飞凡写信邀请李约瑟来中国看看，当李约瑟看到那个破败的实验室、简陋的仪器，以及科研人员们咬牙坚持的模样时，被深深震撼了，也终于读懂了汤飞凡的爱国情怀。 回到英国后，李约瑟四处奔走，筹集了188万元资金，帮他们购置了生产设备，有了设备的助力，汤飞凡团队的研究迎来了质的飞跃，1944年，经过三年的艰辛付出，中国第一批青霉素粗制品终于研制成功，送到医院临床试验后，效果显著，无数伤口感染的军民因此得救，那一刻，西方对青霉素的垄断，被中国人用信念和毅力打破了。 那时候的条件有多苦，我们现在根本无法想象，可他放着好日子不过，偏偏回到祖国扛下最难的担子，他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圣人，只是一个心怀家国、不愿看着同胞受苦的科学家。 想想看，要是没有汤飞凡和他团队的坚持，不知道还要有多少人因为缺药而死去，他用一生践行了“科学救国”的初心，不仅研制出青霉素，还为中国疫苗事业打下了基础。 被誉为“东方巴斯德”当之无愧，现在我们能轻松用到青霉素这样的抗生素，真的要铭记汤飞凡这样的先辈，是他们用一身孤勇，在战火中为我们撑起了一片希望的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