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百废待兴，全国急需大批有经验的老干部重新出山，这时候，63岁的谭启龙坐不住了，他主动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北京传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许多被压了多年的老干部像被人从水里拎起来，总算喘上气。别人还在摸情况，谭启龙已经在屋里来回踱步，六十三岁的人，心里反倒越发不安生：国家这摊子事，不能全指望年轻人。 他心里有一本账。 出身江西永新贫苦农家，小时候给人放牛，看惯了穷日子。 一五岁赶上革命洪流，加入共青团，跟着老党员跑腿、送信、贴标语，很快被推到前台。 土地革命时期，他当少先队总队长，一帮小队员跟着红军穿田过岭，传消息、带路、站岗，这些活都落在这群“小鬼头”身上，他是带头的那个。 一九三〇年的第九次吉安战斗，是他命运的拐点。 那年他十七岁，率领一万多名少先队员参加战斗，山头硝烟翻滚，小队员背着简单武器往阵地上冲，他只能往前顶。 反“围剿”打下来，他的胆子、骨头都硬了不少。 毛主席注意到这个年轻人，组织对他的评价也往上提。一九三三年，他转为共产党员，一九三四年跟着大部队踏上长征路，既是行军队伍的一员，又被调到湘鄂赣军区担任政治部主任。 在那片山岭，他带着队伍一边做群众工作一边打游击，游击战争一直没断，为新四军的组建攒下骨干和群众基础。皖南事变之后，毛主席部署一批骨干分头去各地另起炉灶，谭启龙接到命令，带队去浙东。那时敌伪盘踞，群众基础薄，他和战友们白天走乡串户，晚上在祠堂、破庙里商量对策，把点连成片。 四年下来，浙东建立起十九块抗日根据地，根据地内人口超过四百万。 抗战一结束，解放战争接上。谭启龙回到熟悉的队伍，在新四军、山东部队、华东野战军担任政治部主任、政委。孟良崮、淮海、渡江这些举国皆知的战役，他都在场。 号称“王牌中的王牌”的整编七十四师，在孟良崮战役中被全歼，战史上那一行冷冰冰的字，对他来说，是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也是无数次火线动员压出来的结果。 枪声停下来之后，他的战场换成了田地和工厂。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为粮食犯愁，他在山东当省委书记，盯着的就是怎么在苦日子里把生产撑住。厉家寨、下丁家这些农业先进典型，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干出来的。山区修梯田，平原挖水渠，干部下乡蹲点，和农民一起琢磨增产办法，靠着“自力更生”这股劲，山东成了当时国内数得上的粮食大省，工业也跟着稳住。 在浙江，他留下的记忆又是另一种味道。 建国后他两度主政浙江，担任省委副书记，配合谭震林推进土地改革。 乡间院子里，干部和农民围着桌子算账，田边丈量土地，既要照顾穷苦农民，又得顾全生产，土改推进之后，浙江的经济逐渐复苏，江南的城市和集镇重新热闹起来，“两度主政浙江”的说法便这么传开。 变得最快的，是“文革”那几年。四人帮兴风作浪，浙江省委班子被推到风口浪尖，老同志遭到不公正对待，工作陷在乱局里。谭启龙被反复拉上台挨批，帽子一顶接一顶。 看着局面这样拖下去，他心里清楚，自己留在这个位置帮不了忙，只能加剧混乱，只好写信向中央提出辞职，希望换一种方式保全力量。 多亏毛主席关照，他避开了更严重的迫害，被从漩涡中心抽出来。 等到一九七六年秋天“四人帮”倒台，全国气氛慢慢松动，许多老干部从边缘位置回到组织视线里。 有人选择安心养老，抱孙晒太阳。 谭启龙琢磨来琢磨去，觉得自己这把年纪，身体还能扛，脑子还转得动，对各地情况也不陌生，要是这时候撒手不管，心里过不去。那封写给华国锋的自荐信，就在这种心境下落笔。 信里没有豪言壮语，只是几句朴素的表态：愿意继续为党和国家工作，服从组织安排。 组织掂量他的经历和品行，给出答复：让他出任一省之长。 一九七七年二月，他六十四岁，在华国锋支持下启程去青海，担任第一书记。高原风大，基础薄弱，农牧民的日子紧紧巴巴，他心里有数。 到了青海，他照旧用老办法：下去看，坐下来听。 牧区怎样放牧更稳，农区如何提高单产，少数民族地区需要什么样的耐心，他一项一项问清楚。 围绕农牧业生产，很快拿出一系列具体政策和措施，既考虑产量，也顾及群众能不能承受。青海长期“落后、贫困”的面貌开始慢慢松动，产区多了一些笑声，路边集市也活络起来，当地人提起这位从远方来的第一书记，常说一句：年纪不小，还挺能跑。 从江西永新的放牛娃，到吉安“小鬼头”、浙东十九块根据地，再到山东粮仓、浙江土改、青海牧场，他每一步都踩在关键节点。 一九七六年秋天，刚从风雨里脱身的他，在六十多岁那年主动给华国锋写信争取“再上战场”，别人也许意外，他自己觉得正常。 在他眼里，该退场不是办离休那天，而是扛不动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