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0月28日，一架国航 波音737客机 正平稳飞行在万米高空，机舱里坐着95名乘客，大家正闭目养神，根本不知道危险已经悄然降临。 袁斌出生于1968年，早年加入中国国际航空公司，通过专业培训成为飞行员，并在公司内部逐步升职。到1998年，他已担任机长职位，当时年仅30岁，这在航空界属于年轻有为的代表。他的月收入超过一万元，在那个时代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几百元的工资标准，属于高薪阶层。公司为他提供一套位于北京光熙门北里的两居室住房，该区域交通便利，房产价值在当时已相当可观。 袁斌对住房分配方案持有异议，认为提供的面积未能充分反映他的工作成绩。他多次与公司领导沟通，提出更换更大房屋的诉求，但经过几次协商均未达成一致。这种持续的意见分歧促使他考虑其他出路。他将想法告知妻子徐梅，后者从事小学教育工作，两人通过多次讨论后决定共同实施计划。 袁斌在职业发展中积累了多项飞行任务经验，公司对其表现曾有肯定记录，但住房问题成为他职业路径的重大转折。他安排徐梅以乘客身份参与行动，这一步骤已违反航空管理规定，为事件埋下隐患。 飞机于1998年10月28日上午8时05分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机型为波音737-3J6，注册号B-2949，原航线先至昆明巫家坝机场，再飞缅甸仰光。机上载有95名乘客，其中20名为外国籍人士，加上9名机组成员，总人数达104人。袁斌负责主驾驶，副机长文飞位于右侧，另外两名副驾驶也在机上。徐梅作为乘客登机，被安排在驾驶舱后方座位，这不符合安全规范，但机组未予干预。 起飞后飞机进入巡航阶段，一切运行正常。8时40分左右，飞机位于太原东北约30公里空域，袁斌告知文飞要将飞机转向台湾，并要求配合。文飞最初未当真，但确认袁斌意图后进行劝阻。袁斌通过操作方向舵造成飞机晃动，并以全机安全相要挟。文飞考虑乘客和机组安危，只得让出控制权，由袁斌独自操纵。徐梅守住舱门，阻挡其他机组进入。 袁斌调整航向偏离原路线，切断部分地面联络。文飞于9时15分通过广播频道向中国航管中心报告劫持情况。中国民用航空局多次无线电呼叫要求恢复航线，但未获回应。飞机进入福建区域后，台湾空军雷达于10时19分在崇安西南20海里处探测信号，从桃园基地派出4架战机升空拦截。战机接近后确认意图，并全程监视引导飞机穿越海峡中线。 乘客察觉航线变化，原应出现的陆地景观转为海面。袁斌通过广播告知将前往台湾，要求保持秩序。舱内气氛出现变化，但机组无法提供进一步解释。台湾华航于10时20分接到通知，协调中正机场准备响应。机场启动应急措施，包括跑道清空和地面支持。飞机于11时17分降落桃园机场，停稳后袁斌夫妇被航警拘捕，其余人接受问询。 事件结束后，台湾当局迅速处理，当日下午安排飞机、其余机组和所有乘客返回厦门高崎机场，这是两岸劫机案中响应最快的案例。乘客和机组成员全部安全，飞机无损返回。 袁斌夫妇被扣押，接受台湾法院审理，根据当地法律，以非法入境和劫持交通工具罪名，袁斌判处10个月徒刑，徐梅判处6个月。他们分别关押在桃园看守所和龙潭女子监狱，服刑条件严格。 2001年6月28日，根据两岸金门协议，袁斌夫妇经马祖至马尾渠道遣返回大陆。返回后面临国内审判，劫持航空器罪属重罪，量刑标准从十年起步，可至死刑。袁斌虽免于死刑，但判处长期徒刑，徐梅作为从犯获相应处罚。袁斌失去飞行员资格，原有住房和工作全部丧失，两人余生在狱中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