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深圳湾，有一道最沉重也最真实的时代印记，那就是逃港潮。 逃港潮的产生，最根本的原因是粤港两地天壤之别的经济差距。 1978年宝安县农民年人均收入仅134元人民币，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农民年收入高达13000港元，按当时汇率计算，收入差距接近百倍，“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香港干一天”是那时候珠三角民间最直白的感受。 从历史脉络来看，逃港现象并非八十年代突然出现，而是长期政策与社会变迁叠加的结果。 1962年曾因全国性粮食饥荒出现大规模逃港浪潮，1972年港英政府推行“抵垒政策”，规定非法入境者若能成功进入香港市区并获得亲友担保，即可获得合法居留权，1974年政策收紧改为“即捕即解”，偷渡者一经查获立即遣返内地，政策的反复变动持续搅动着边境秩序。 1978年改革开放，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大量农业劳动力，珠三角地区人多地少的矛盾凸显，剩余劳动力缺乏就业渠道，同时社会思想逐步松动，民众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与向往被彻底点燃，而“英女王登基大赦”，“边境开放三天”等谣言反复发酵，成为引爆八十年代逃港潮的直接导火索。 八十年代逃港潮的峰值出现在1979至1980年，其规模之大、波及之广，远超此前历次浪潮。 1979年5月6日，来自惠阳、东莞、宝安80余个乡镇的七万余名群众涌向深圳海防前哨，起因是一则“深圳当日大放河口，允许自由赴港”的谣言，短短半小时内，边境线就被汹涌的人流吞噬，边防劝阻力量难以阻拦，数千人通过游泳、涉水、翻越铁丝网等方式成功越境，这起震惊中央的“5·6事件”，被香港媒体称为“五月大逃亡”。 1980年6月20日，惠阳良井镇再次传出边境开放的谣言，正值水稻插秧的农忙时节，当地农民纷纷放下农具，拖家带口奔向边境，约1.8万人成功抵达香港，成为逃港潮最后一波大规模高峰。 逃港，在当时是极其凶险的。 陆路越境者要面对双层带刀片的边防铁丝网，中方一侧的钢丝圈布满锐刃，港英一侧更是双层防护，稍有不慎就被割得皮开肉绽，不少人翻越时被刀片划破动脉，失血过多倒在边界无人区。 海路偷渡者的命运更难预料，珠三角的年轻人从小苦练游泳，只为能泅渡深圳湾，他们大多抱着汽车轮胎、泡沫板，甚至仅凭一身力气跳进冰冷的海水，夜间的珠江口暗流汹涌，水温极低，抽筋、溺水是常态，民间一直流传“十个人跳下去，天亮七八具尸体漂回来”的说法。 1974年台风季，三十余名逃港者用轮胎串联成筏，在横栏岛附近遭遇漩涡，最终只有两人攀上九龙土瓜湾的礁石；1982年夏天，一艘载有30余名偷渡者的小木船在大鹏湾遭遇台风，船只倾覆沉没，船上人员仅2人获救，其余人全部葬身海底。 当时边境一带还有专门的“拉尸佬”，每日在海边、河滩打捞遗体，最多的一天，有人从公社领到750元安葬费，在他埋葬的50具遗体中，竟有4人是自己的亲人。 被边防部队或港英水警抓获的逃港者，遭遇同样不堪。 内地收容所里人满为患，大通铺挤得无法翻身，每日只有稀粥充饥，被遣返回乡后，还要面临批斗、罚款、扣除工分的处罚，在村里被贴上“叛国”、“投机”的标签，一辈子就完了。 港英警方的收容所里，逃港者们挤在狭小空间里，大多因长途奔波饿到虚脱，无法独立进食，即便得到短暂照料，最终还是会被统一遣返，遣返车队出发时，常有香港市民躺在马路中央阻拦，大喊“快跳车”，用这种方式帮助逃港者藏匿。 即便侥幸成功抵达香港，逃港者的日子也远非想象中的天堂。 1980年港英政府全面取消“抵垒政策”，非法入境者再无合法居留可能，他们只能隐姓埋名做黑工，住进不足两平方米的笼屋，木板隔出的空间里，挤着一家几口人，蟑螂、老鼠横行，通风采光极差。 番禺农民黄谭永1981年凑齐7000港币交给蛇头，偷渡抵港后拿到一张伪造身份证，此后30年里，他在建筑工地扛水泥、餐馆后厨洗盘子，干最累最脏的活，拿最低的工资，被老板克扣工钱不敢声张，生病不敢去医院，遇到警察查验身份就四处躲藏，全程不敢用真名，不敢和家人联系，直到2013年香港无证客特赦计划实施，他才获得合法身份，与年近半百的儿子团聚时，已是满头白发的老人。 还有逃港者被蛇头反复剥削，交了高额费用后被丢弃在荒岛，或被卖到黑作坊做苦力，人身自由被限制，与奴隶无异。 家庭分离，也是逃港者一生的痛。 无数夫妻分隔两地，一方在香港打黑工，一方在内地守着孩子老人，书信不敢写真实地址，通话要借亲友的电话，一等就是十几年、几十年。 面对愈演愈烈的逃港现象，邓小平明确指出：“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生产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决逃港问题。” 198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逃港潮终于迎来关键转折点。 特区设立后，工人月收入最高可达百元，远超内地农村水平。1985年，深圳人均收入已提升至香港的五分之一，两地工资差距缩小至3至5倍，家门口的就业机会彻底取代了跨境冒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