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世界船王包玉刚想为大陆捐款1000万美元，但提了一个特殊要求，众人听后竟无人敢接，最后邓公出面才一锤定音。
 
说起包玉刚，那可是个传奇人物。他是浙江宁波人，早年去了香港闯荡，靠着一股子韧劲，硬是把小生意做成了大帝国。
 
到了70年代末，他手底下的船队规模超过了200艘，连英国女王都给他封爵，日本天皇给他授勋，还是汇丰银行第一个华人董事。
 
这么一个在国际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心里却始终惦记着老家。
 
1978年，改革开放的风刚吹起来，包玉刚就坐不住了。
 
他通过亲戚、也就是当时的国家旅游局局长卢绪章传话，说想回来看看。
 
邓公那时候正愁怎么搞建设呢，一听这话，立马指示：“船王要回来，这是好事嘛！”
 
也就是那年11月，包玉刚带着夫人第一次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内地。这一回来不要紧，眼前的一幕让他心里挺不是滋味。
 
那时候的北京，想找个像样的饭店太难了。全北京符合接待外宾标准的床位，满打满算才1800张。
 
很多外宾来了没地儿住，甚至得去澡堂子里打地铺。
 
包玉刚看着心急，当场就拍板：我要捐钱，帮国家盖饭店！
 
到了1979年，包玉刚正式提出来，要捐2000万美元。这笔钱在当时可是个天文数字！
 
他计划把其中1000万美元拿来在北京建个高档旅游饭店，另外1000万美元给上海交通大学盖个现代化图书馆。
 
钱是好东西，可包玉刚提了一个附加条件，正是这个条件，让所有负责接待的官员都犯了难。
 
包玉刚说：“我父亲叫包兆龙，这辈子最疼我。我想尽点孝心，北京这个饭店就叫‘兆龙饭店’，上海那个图书馆就叫‘包兆龙图书馆’。”
 
这要求过分吗？咱们老百姓看，出钱盖楼留个名，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也是中华民族尽孝的老传统。
 
但在当时那个环境下，这可是个“大忌讳”。
 
那时候大家的思想还没完全放开，很多官员心里都绷着一根弦。
 
有人私下里嘀咕：咱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接受资本家的捐款本来就敏感。
 
现在还要用资本家父亲的名字来命名国家的大型建筑，这不就成了给资本家树碑立传了吗？
 
这楼盖起来，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
 
就因为这个顾虑，这笔巨款成了“烫手山芋”，谁也不敢签字接收，生怕犯了政治错误。
 
这一拖，就是一年多。
 
虽然国务院原则上同意了捐款，但具体手续就是办不下来。
 
卢绪章急得团团转，两次打报告都没回音；主管侨务的廖承志心里也明白包玉刚的爱国心，但他权限有限，看着那张支票干着急。
 
眼看着这事儿就要僵在这儿了，事情终于传到了邓公的耳朵里。
 
廖承志找了个机会，把这事儿原原本本地跟邓公汇报了。邓公一听，眉头就皱起来了。
 
他想得很明白：人家拿真金白银来帮咱们搞建设，这是多大的好事？怎么能被几个名字给吓住呢？
 
邓公当时就说了一句特别提气的话：“人家无偿捐资1000万美元建旅游饭店，是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事。
 
要求命名‘兆龙饭店’为什么不可以？共产党人也是人，也要讲人情！”
 
有了邓公这句话，这块坚冰瞬间就化了。
 
1981年7月6日，人民大会堂里喜气洋洋。邓公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亲自接见了包玉刚父子。
 
就在那次见面会上，邓公伸出双手，稳稳地接过了那张沉甸甸的1000万美元支票。
 
邓公特别坦诚，他对包玉刚说：“办事效率拖了一年多，今后一定改进。”
 
不仅如此，邓公还当场答应，亲自给饭店题写店名。
 
这一下，不仅是包玉刚感动得热泪盈眶，连周围的工作人员都松了一口气。
 
这不仅仅是接了一笔钱，更是打破了当时人们脑子里那道看不见的墙！
 
这件事儿，直接开了新中国接受海外大额捐款、并以个人名字命名建筑的先河。
 
有了邓公的“尚方宝剑”，后面的事儿就顺当多了。
 
1985年10月，兆龙饭店在北京三环边上拔地而起。开业那天，邓公亲自出席了剪彩仪式。
 
要知道，这是邓公这辈子唯一一次为外资饭店题名，也是唯一一次出席这类饭店的开业典礼，这面子给得太足了！
 
紧接着，上海交大的包兆龙图书馆也落成了。这座高73米的大楼，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大学图书馆，叶剑英元帅亲自题写了馆名。
 
你以为这就完了？包玉刚的爱国心，那是一发不可收拾。
 
1984年，包玉刚回老家宁波，发现这么大个城市竟然没有一所综合性大学。
 
他二话不说，又掏了5000万美元，要帮家乡建一所大学。这就是后来的宁波大学。
 
这事儿邓公也是全力支持，还专门题写了校名。
 
从奠基到开学，仅仅用了一年时间，这就叫“宁波速度”，也叫“爱国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