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长期将空情保障的重心放在构建庞大但技术落后的米波远程预警雷达网上。然而，这些雷达普遍存在虚警率高、易受电子战干扰的通病。其所谓的反隐身雷达网络，核心是基于P-18雷达升级后端的Matla ul-Fajr系列（据信约有30余部）。尽管升级了后端处理，但其固有的八木天线设计缺陷——如巨大的旁瓣、受限于体积的孔径导致分辨率低、偏离法线方向探测能力急剧下降等——并未消除，在电子战环境中同样脆弱。伊朗真正具备较高技术水平的雷达，如引进自俄罗斯的Gamma-DE型有源相控阵雷达（AESA），或国产的Najm-802/804雷达，数量稀少，成本高昂，难以覆盖广袤国土，且多为固定部署或机动性差，极易被渗透破坏或防区外武器打击。战争首日，装备Gamma-DE雷达的“苏巴仕”雷达站即被摧毁，印证了这一致命弱点。 随着这些为数不多可堪一用的远程雷达在第一波打击中瘫痪，伊朗残存的米波雷达网效能大减，难以对防空导弹发射提供有效的火控级目标指示。这迫使依赖指令制导的S-200等老式导弹在盲态下发射，其作战效能自然大打折扣，进一步加剧了本就不足的导弹库存消耗。战后，伊朗已向俄罗斯紧急求援，希望获得S-300的相关雷达以填补战损空缺。但由于俄自身战事需求，至今未向伊方提供实质性援助，也未协助修复“巴瓦尔-373”的雷达。可以说，伊朗目前基本丧失了体系化的中远程防空能力。” 展望未来，美国及盟友的空中态势感知力量正加速向中东集结。以E-3预警机为例，其典型任务剖面下的低空目标探测距离最近为320公里。理论上，仅需4架E-3便可实现对伊朗边境的全时覆盖。若加上英国、北约预置在沙特等地的E-3机队，美军及盟友将在中东地区部署超过10架预警机，辅以庞大的加油机群提供持久战力保障，这将使伊朗边境面临前所未有的全天候严密监视。 在此态势下，一旦爆发冲突，伊朗残存的防空力量将面临多重致命威胁：首先是美军F-16CJ“野鼬鼠”电子战/反辐射战机，携带先进的反辐射导弹（如AGM-88E AARGM），将执行第一波次的防空压制（SEAD）。可以预见，伊朗目前零散且暴露的远程预警和火控制导雷达将难逃被摧毁的命运。待其彻底失去中远程防空能力后，残存的近程防空系统（通常射程仅10-20公里）将完全暴露在以美军E-3为核心的C4ISR网络之下。这些近程系统对隐身目标和防区外打击几乎无能为力，一旦开火，其雷达和发射阵地的电磁和红外特征将立即被E-3捕获，并引导在空战机或无人机进行“补刀”式的二次打击。此外，美军的电子战飞机可投放ADM-160C这类先进电子诱饵弹，模拟攻击机群，诱使伊朗残存系统开机，从而完成对目标的定位与猎杀。这种“发现即摧毁”的作战循环，将彻底压制伊朗仅存的反击能力。 在此背景下，伊朗唯一的战略反击手段，便是有一定规模的中程弹道导弹（MRBM）力量。然而，其反击效能同样面临多重制约。据相关定位与测距数据，伊朗西部导弹基地距离以色列特拉维夫市中心最近约1104公里，而东部基地则远达2461公里。美军已在沙特境内完成前沿基地的扩建与部署，可供加油机、预警机及保障机队常态化驻泊。该基地群距伊朗西部导弹发射阵地约1362公里，距东部阵地约2407公里，形成了完整的侦测-拦截链前置部署。 这种地理态势意味着，伊朗若要对敌方纵深高价值目标实施有效打击，必须依赖其射程在1500公里以上的中程弹道导弹。然而，这类导弹库存本就有限，且在战端开启之初必将成为美以联军空中封锁与先导打击的首要目标。在综合电子干扰、空中巡逻截击与多层反导体系（如爱国者，萨德，标准三，箭三，巴拉克，大卫投石索，铁穹，标准2，标准6）的联合压制下，伊朗导弹部队的发射窗口和生存空间将被极度压缩。 为达成打击效果，导弹将被迫按极限射程发射，进一步加剧了本就存在的CEP（圆概率误差）偏大问题；同时，因需克服更长的弹道突防剖面，导弹末段动能储备下降，突防能力削弱。大量导弹可能在穿越预警机引导下的多层拦截网时，于中段甚至早期上升段被击毁，难以进入末端突防阶段。此外，随着美以联军可能开辟从西部、南部乃至北部多个方向的联合打击轴线，伊朗导弹发射场的战术纵深进一步被压缩，分散部署与机动作战的空间严重受限。 综上所述，在防空体系瓦解、空情保障能力瘫痪、导弹反击力量面临全方位封杀的多重困境下，伊朗的战略威慑链条已出现结构性断裂。其若丧失对本土空域和远程打击手段的有效控制，将在未来的高强度冲突中彻底失去战场主动权，被迫在极端不对称态势下接受外部强加的条件， 伊朗唯一的出路就是在美以动手前，把手里的地对地导弹都打出去，或许还有一线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