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10日，时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石，在台北马场町刑场为信仰慷慨就义。 吴石当年的暴露牺牲，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也让很多人成了台湾白色恐怖下的无辜牺牲品，其中最令人心碎的就是他的小舅子王济甫。 王济甫是吴石太太王碧奎的胞弟，自幼接受正规教育，成年后投身国民党空军，凭借踏实勤恳一步步晋升至校官军衔。 他的人生轨迹本来是循规蹈矩的，守岗尽责、安稳度日，对于姐夫吴石的秘密使命一无所知，更未参与任何与“叛乱”相关的活动。 但他的本分老实并不能让他置身事外。 就在吴石上刑场的这一天，王济甫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到岗上班，他干的是松山机场调度工作，当国民党特务来抓他的时候，他正在专注地核对油料调配清单。 特务抓他，没有任何证据，也没有搜到任何证据，但在那个株连成风、人人自危的年代，威权机器的逻辑从不需要证据，“亲属涉案”便是铁证，“知情不报”就是罪名，一句冷酷的裁定，就将所有辩解与清白彻底抹杀了。 从被捕之日起，王济甫便被关押在台北看守所，漫长的羁押生涯里，反复的审讯、无休止的威逼与精神折磨，从未让他屈打成招。 他始终坚称自己的无辜，一再说明自己与姐夫的工作界限分明，毫无牵连，可在白色恐怖的铁幕之下，真相与正义毫无立足之地。 1951年底，军事法庭草草开庭，仅凭《惩治叛乱条例》中“亲属连坐”的荒谬条款，当庭判处他15年有期徒刑。 没有证人、没有物证、没有犯罪事实，一纸判决，便将一个正值壮年的军人，推入了绿岛监狱的人间炼狱。 台湾的绿岛，当时被称作“火烧岛”，是台湾当局关押政治犯的秘密囚地，潮湿闷热的海风、贫瘠荒芜的土地、严苛残酷的监管，让这座小岛成了无数受难者的噩梦之所。 抵达绿岛后，王济甫的苦难才真正开始。 每天凌晨四点，刺耳的哨声便划破囚室的寂静，他与其他政治犯一起，顶着星光奔赴工地，负石筑路、搬山开道，重体力劳动从日出持续到日落，粗劣的饮食根本无法支撑高强度的劳作，饥饿与疲惫成为常态。 岛上医疗条件近乎为零，潮湿的气候与过度劳累，让他很快染上了肺结核，咳血、胸痛、呼吸困难日夜折磨着他，他却只能硬扛，得不到任何有效治疗。 病痛与苦役双重摧残，将曾经挺拔英武的空军上校，磨得身形佝偻、面色枯槁。 狱中没有尊严，没有希望，只有无尽的劳作与凌辱，他看着同监的难友因伤病、绝望一个个倒下，只能在深夜的囚室里，麻木着，沉默着，连放声哭泣的勇气都没有。 他不是革命者，没有坚定的信仰支撑，只是一个被无辜牵连的普通人，这份绝望，比任何酷刑都更摧残人。 15年牢狱，是五千多个日夜的煎熬。 当刑满释放的那一天到来，王济甫已年过四十，青春耗尽、健康尽毁，一身伤病，两手空空。 走出绿岛的码头，他以为终于重获自由，却发现台湾社会早已没有他的容身之地。 “政治犯前科”如同烙印，烙在他的人生档案里，求职处处碰壁，工厂、商铺、机关单位无一敢录用，旁人的白眼、歧视与疏离，让他举步维艰。 为了活下去，他只能在台北郊区的陋巷里，开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小修车铺，每天与机油、铁锈为伴，满手油污、满身疲惫，收入仅够糊口，连肺结核的药费都难以承担。 牢狱之灾不仅摧毁了他的人生，更碾碎了他的家庭和亲情。 入狱之初，妻子为了养活子女，不得不去工厂做临时工，每天劳作十几个小时，忍受着“匪亲”的辱骂与旁人的指指点点，在屈辱中艰难支撑。 漫长的分离、贫困的生活、社会的压力，让亲情逐渐疏离，子女在自卑与歧视中长大，与他隔阂深重。 出狱后，他不敢与家人过多往来，怕自己的身份再次牵连他们，只能独居在修车铺后的小阁楼里，茕茕孑立、形影相吊。 与姐姐王碧奎也几乎断了联系，不是不念亲情，而是不敢触碰那段黑暗的过往，怕再给家人带来无妄之灾。 血缘成了原罪，亲情成了负累，这是王济甫一生最痛的伤痕。 此后的数十年，王济甫隐姓埋名，在台北的角落里默默苟活。 肺结核反复发作，病痛常年缠身，他无钱医治，只能硬扛，身体渐渐地就垮完了。 他没有积蓄，没有依靠，没有尊严，活着只是为了活着，像一粒被时代抛弃的尘埃，在风雨中飘摇。直到1998年，台湾当局启动白色恐怖冤案平反程序，七十多岁的王济甫才得到平反，他拿到了600多万新台币的补偿，但他的人生已被耗尽。 2001年，王济甫在孤独中病死在那间破旧的小木屋里，死后数日才被邻居发现。 王济甫的一生，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 他没有罪，没有错，没有做过任何伤害他人、违背良知的事，仅仅因为无法选择的亲缘关系，便被威权机器碾碎，在牢狱、贫困、歧视与病痛中度过一生。 更令人心痛的是，亲情和人性在这样的苦难面前，最终也荡然无存了。 说的再直白一些，对于普通人而言，有些灾祸，只要一次，就是万劫不复。 有些原罪，只要沾上一点，就是万丈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