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邵逸夫这个名字，老一辈人心里，总会咯噔一下，想起那些年看过的港片，也想起校园里随处可见的那三个字——逸夫楼。 可就是这么一位传奇人物，他走的时候，身后那两百多亿的家产，竟像是断了线的风筝，没个着落。四个亲骨肉，没一个露面，更别提什么争产大战了。钱就那么静静躺在邵氏基金里，一年年利滚利，却没人来认领。 说起来，这事儿得从大半个世纪前慢慢捋。 那时候邵老板正是拼命的年纪，南洋的电影院要一家家开，香港的TVB要一步步建，整个人像上了发条的钟，一刻不得闲。四个孩子呢，就像没人打理的花，被寄养在新加坡他哥哥那儿。孩子心里头，父亲或许比银幕上那些虚构的影子还要模糊三分。母亲黄美珍，倒成了唯一能给孩子们捂热手的人。 后来两个儿子大了，也试着回香港帮衬父亲。可两代人，想法差得太远，中间又隔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人和事。那点薄得像纸的父子情分，一捅就破。八一年，俩儿子一跺脚，辞了董事局的差事，扭头回了新加坡，自己做起了买卖。从此天各一方，各过各的日子。 这早年间的生分，到后来反倒成了种难得的明白。孩子们自己过得挺滋润，不眼热父亲那份家业，更不愿意为了钱，去搅和身后那点清净。 邵先生呢，心里跟明镜似的。 他打八五年起，就闷头干起了一件让很多人看不懂的事——把赚来的钱，大把大把往内地送，点名要盖楼。那年头，一个亿的港币，搁哪儿都是沉甸甸的数字，他全换成了教学楼的地基和砖瓦。他还有条死规矩：钱拿去，就得盖孩子们念书的楼，教学楼、图书馆，都行。他这挑剔劲儿，比自家盖房子还上心。图纸要过目，地基要派人盯着，就怕哪个环节出了岔子，对不起那些眼巴巴等着念书的孩子。 就这么着，三十年下来，从最北的漠河到最南的三亚，数不清的校园里，都戳起了“逸夫楼”。这些楼啊，不姓邵，姓的是千千万万的读书郎。 两千年出头，他又掏钱设了个奖，专给那些在天文、数学、生命科学里钻牛角尖的科学家发奖金，钱不少，被人称作东方的诺贝尔。 到了九七年，他更是把后事安排得明明白白——家产全放进慈善信托，交给专业的人打理。自家孩子，除了点基本的生活费，动不了那本金。远在新加坡的儿女们听了，反倒松了口气，痛痛快快签了字。 如今老先生走了十年了，那笔钱在基金里头滚雪球，反倒滚到了两百多亿。每年赚出来的钱，接着去修那些旧了的楼，接着去奖励那些在实验室里默默无闻的聪明人。 他这辈子，用一生的时间证明了一件事。钱这东西，留给后人，或许反倒成了绊脚的绳子；撒向社会，反倒开出了花，让他的名字活在了书声里、星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