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我年轻时，一位高人对我讲了两点，我受益一辈子。”南怀瑾年少时离开浙江乐清老家，常年在外游历求学，乱世之中他放弃安稳生活，一心寻访名师钻研传统文化。 那时候的乱世，读书人找个安稳饭碗都难，更别说像南怀瑾这样，背个布包就敢往深山里钻，一门心思要找“真学问”。家里人急啊，邻居也说闲话：“这后生，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去当个游方和尚似的。”可南怀瑾心里有股火，烧得他坐不住。他总觉得，学堂里教的那套，救不了当时的人心，更救不了这个国家。他得去找更根源的东西。 他的游历，可不是什么诗情画意的旅行。盘缠紧巴巴的，经常饿肚子。睡过破庙，蹭过农家灶台，有一回在四川的山道上，差点被土匪抢了。但这些苦，他后来回忆起来，都觉得值。 因为他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有江湖郎中，有落魄文人，也有深藏不露的修行者。高人，往往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角色里。他拜过的师傅不止一位，但让他铭记一辈子的那两点教诲，据他晚年零散回忆，大概是在他二十岁出头，颠沛到四川时，从一位隐逸的老先生那儿听来的。 那位老先生名字，南怀瑾很少对外详提，只说是位“通儒释道”的隐者。老人家看他心诚，但性子还有点毛躁，求知若渴却难免贪多嚼不烂。就在一盏昏黄油灯下，对他说了两句听起来平平无奇的话。第一点，是“学问之道，不在多，在能放下”。第二点，是“做事之前，先学做人；做人之前，先定心神”。 就这两句？对，就这两句。年轻的南怀瑾当时可能也有些懵，这和大部头的经典、玄妙的禅机比起来，似乎太简单了。但往后几十年，他越想越觉得深，这两句话像两根拐杖，撑着他走过了整个治学生涯。 先说“学问之道，不在多，在能放下”。那时候南怀瑾正拼命读书，经史子集、佛典道藏，见到就想啃，笔记本记了一摞又一摞。但问题来了，脑子里塞满了别人的东西，自己的思考反而被淹没了，遇到实际问题还是束手无策。 老先生这句“放下”，不是叫他别学了，而是点醒他：别被知识压垮，别变成书橱。真正的学问，是能把学来的东西消化掉，融进自己的生命体验里，该用的时候能提得起来，不用的时候能搁得下，不执着于字句。后来南怀瑾讲课著书，从来不掉书袋，能把深奥的佛经哲理用家常话讲明白，这功夫，就是从“能放下”里练出来的。 他不再追求读尽天下书，而是反复研读几部根本经典，像《论语》《金刚经》，读透了，其他的自然能贯通。这种思路，和今天信息爆炸时代我们面对的海量知识，是不是有奇妙的共鸣？我们忙着收藏、标记、囤积知识，却很少真正“消化”和“放下”，结果越学越焦虑。 第二点，“做事之前，先学做人；做人之前，先定心神”。这话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听着有点“不合时宜”。大家都想着怎么救国、怎么成事，你却跟我说先学做人、定心神？这不是逃避吗？但南怀瑾后来悟通了，这恰恰是根子上的功夫。 他自己就经历过，心浮气躁的时候，去与人辩论，去尝试做事，往往效果极差，甚至得罪人、帮倒忙。老先生说的“定心神”，不是枯坐发呆，而是通过诸如静坐、观息这些传统方法，让自己在动荡环境里有一个稳定的内心锚点。心定了，判断才不会歪，情绪才不会失控，这才是“做人”的基础。 人做正了，言行一致，有担当有胸怀，你去做事，无论是弘扬文化还是待人接物，别人才会信服，事情也才可能顺畅。南怀瑾一生历经时代巨变，能从颠沛流离中坚持下来，并最终在海外、在港台、在大陆广泛传播传统文化，没有这种“定力”和“做人”的根基，恐怕早就被浪潮卷走了。这其实戳中了一个关键：我们往往太急于求成，盯着“事功”，却忽略了支撑事功背后的“人格”与“心理能量”。地基不稳，楼盖得再快，也容易塌。 当然，咱们也得客观看。这两点教诲，带着浓厚的传统修身色彩，强调内省和心性。放在今天，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不够实用”、“效率太低”。在这个追求速成、看重即时结果的时代，让你先花时间“定心神”、“学做人”，听起来像是鸡汤。但南怀瑾自己的经历就是反驳。 那么，那位高人究竟是谁？是不是袁焕仙先生？南怀瑾在四川确曾师从袁焕仙学习禅宗。但仔细推敲，他所说“年轻时”的“高人”，可能更早，或许是一位启蒙性的乡贤或隐士。这恰恰说明，真正的影响往往来自那些不图名利、寥寥数语的点拨。南怀瑾用了“一辈子”去消化这两点，说明精髓不在话语本身，而在持续的体悟与践行。 回到开头的问题：两点朴素的话，凭什么让人受益一辈子？因为那不是外在的知识技能，而是针对“人”这个根本的操作系统升级。它解决的，是求学与处世中最核心的动力与稳定问题。在一个变化剧烈的时代，外部方法总在过期，但内省的智慧却可能历久弥新。南怀瑾的故事提醒我们，有时候，慢下来，关照内心，打磨自己，或许才是应对纷繁世界最“快”的路径。当我们追逐无数技巧和答案时，是不是反而忘了问自己：我的心，定吗？我这个人，立得住吗？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