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欠了我们家400块大洋，现在可以还给我们了吗？”2015年孝感市人民政府，一位衣着褴褛的大爷拿着一破旧泛黄的旧纸条，敲开了当地领导的办公室大门。 1930年，红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七大队孝感县特务营第一分队来到了孝感大悟山一带，当时红军正在扩大武装，打仗、训练都需要大量的钱和物资，可那时候条件艰苦，军费紧张，粮食和经费都特别短缺，没办法，红军只能向当地的群众借钱借粮。 那时候的老百姓，见惯了旧军队烧杀抢掠、欺压百姓，一开始对这支陌生的红军部队也很戒备，生怕受到欺负。可相处了几天，大家发现，红军和以前的军队完全不一样，他们军纪严明，秋毫无犯，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吃一口饭、烧一根柴都会主动付钱，对待老百姓也特别和气。 杨长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知道红军是为了老百姓打仗，是为了让大家过上好日子，看着红军战士们衣衫褴褛、吃不饱穿不暖，还在坚持训练、保卫家园，他心里很受触动。 了解到红军急需资金扩大武装后，杨长银没有丝毫犹豫，主动拿出了自家的积蓄，还让儿子杨文顺也就是杨明荣的父亲，去亲戚家借了一部分，凑齐了400块大洋，送到了红军部队手里。 当时红军部队的队长涂杏，收到大洋后十分感动，再三向杨长银表示感谢，还说革命胜利后，一定会如数归还。随后，涂杏亲手写下了一张借条，上面写着“因我们红军现在扩大武装经济……特向杨长银先生借大洋四百元……”，落款是“红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七大队孝感县特务营第一分队”，还盖上了自己的印章，郑重地交给了杨长银。 杨长银小心翼翼地把借条折好，锁进了家里的铁盒里，当成了传家宝。后来，红军踏上了长征路，离开了孝感，杨长银就再也没有见过那支向他借钱的红军部队。 可他始终相信红军的承诺，常常跟儿子杨文顺说，这张借条不是一张普通的纸条，是红军和老百姓的情义，一定要好好保存，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拿出来讨债。 岁月流逝，几十年过去了，杨长银去世后，这张借条就传到了儿子杨文顺手里，杨文顺一直牢记父亲的叮嘱，把借条好好珍藏着，哪怕后来家道中落，日子过得十分艰难，靠种地、打短工拉扯孩子长大，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拿着借条去政府要钱。 直到杨文顺去世前，他还反复叮嘱儿子杨明荣，一定要好好保管借条，红军说话算话，总有一天会兑现承诺，但绝对不能主动去催要。 杨明荣一直记着父亲的话，可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家里的开销也越来越多，孙辈陆续成家，花费巨大，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十分拮据，实在走投无路了，他才想起了家里珍藏的这张借条。 他不知道这张时隔85年的借条，政府还认不认，也不知道当年的400块大洋，现在能换成多少钱，怀着忐忑的心情，他才拿着借条，来到了孝感市政府，才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当地领导和工作人员接到借条后，十分重视，没有丝毫敷衍，当即表示会认真核实此事，给大爷一个满意的答复。 工作人员先把借条进行了影印保存，随后请来省里的文物鉴定专家，对借条的纸张、笔迹、墨水成分进行了详细的检测，确认这张借条确实是1930年左右红军使用的简易帐票，字迹和印章也都是当时的原貌，没有造假。 与此同时，党史办的工作人员也查阅了大量的地方志和红军历史资料，核实到1930年，涂杏确实带领红军部队在孝感大悟山一带活动，资料里还记载着“群众捐助四百元及粮马若干”，和借条上的内容完全吻合，彻底确认了借条的真实性。 核实清楚后，怎么折算当年的400块大洋，成了一个难题。工作人员查阅了相关资料，了解到1930年左右，1块大洋大概能买24斤大米，结合当时的白银市价和同期稻谷的价格，再考虑到这么多年来的物价变化，经过反复商量、核算，最终确定1块大洋折算成现在的人民币100元，400块大洋就是4万元。 没过多久，补偿方案就获批了，工作人员专门通知杨明荣来到财政所，把4万元交到了他手里。杨明荣拿着钱，激动得手心冒汗，嘴里不停地念叨着“爷爷，红军没有忘，政府没有忘，这钱终于回来了”。 工作人员还跟大爷说，这张借条不仅是一笔债务的凭证，更是一段军民同心的历史见证，问他是否愿意把借条原件捐给县博物馆，让更多人知道当年的故事。 杨明荣想了想，欣然同意了，他说借条的复印件留给自己做念想，原件应该让更多人看到，让大家都记得当年红军和老百姓的深厚情义。 其实，红军向群众借钱借粮，在当年是很常见的事，因为那时候红军物资匮乏，又严格遵守“借东西要还，损害东西要赔偿”的纪律，所以只要向群众借了东西，都会写下借条，承诺革命胜利后归还。 全国解放后，虽然中央没有出台统一的兑付规定，但各地政府都会酌情处理，兑付了大部分借条。 杨明荣大爷的这件事，不是什么特例，它只是红军信守承诺、军民同心的一个缩影，时隔85年，借条泛黄、字迹模糊，但红军的承诺没有过期，政府的担当没有缺位，这份跨越时空的信义，一直温暖着每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