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冯玉祥便装私访，他坐上黄包车，问车夫：“冯督军这人怎样啊？”车夫一听，破口大骂：“他可真不是东西。”没想到，冯玉祥不仅没生气，还赏了车夫20块大洋。 1922年的开封街头，一辆黄包车"嘎吱"一声死死刹在督军府大门口。车夫两条腿抖得跟筛糠似的，脑子里那点跑路的念头早被吓得干干净净。 他刚才在街上拉了个穿便衣的阔佬，一路上把新来的冯督军骂得祖宗十八代都不够用。直到被门口荷枪实弹的哨兵拦下，他才猛地惊醒——方才坐在车里挨骂的那位爷，正是冯玉祥本人！ 按当时的世道，得罪了手握生杀大权的河南督军，普通老百姓怕是见不到第二天的太阳。可门帘一挑，走出来的不是提枪的卫兵，而是一名端着二十块现大洋的勤务兵。 "督军让我带话，多谢你今天把他骂醒了，这点钱拿回给家里人糊口"。 银元砸在手心里，冷冰冰的，却重重敲碎了权力的傲慢。 这场惊心动魄的闹剧，源于一道近乎荒诞的政令。那年冯玉祥刚走马上任，着手推行《治豫大纲》。走在开封街头，他盯着那些身形枯槁、肩头磨出血印的底层苦力，眉头拧成了死结。 一米八三的北方大汉，脑子里全是被贫穷鞭笞的过往。老父亲是个泥瓦匠，家里七个兄弟硬生生折损了五个。 母亲病重时连抓药的铜板都掏不出，他从小就在当铺柜台前打转。这让他见不得穷人遭罪，回府后直接拍了板：所有军政公职人员一律禁坐黄包车！ 这本是一场居高临下的悲悯。他以为免去了底层的劳顿，却忘了蹲下来问一句——穷人真正要命的是什么？ 禁令落地，穿军装和长衫的客源直接从开封街头蒸发。原本抢着拉活的车夫们，全都在商场门口扎堆闲坐，连喝西北风都成了奢望。 冯玉祥很快察觉了街头的死寂。他没派人去搞什么书面报告，而是直接扯下官服，换上便衣扎进了人堆。他拦下一辆车，故意甩出一句豪言："大兄弟，拉我进城溜达一圈，不催你，车钱随你开"。 车轮滚起来后，他开始不动声色地试探："听说新上任的督军心疼你们，立规矩不许当官的坐车，大伙儿不得感恩戴德？" 车夫当场炸了毛，连带着车把都抖了起来："感恩个屁！那家伙简直不是人。当官的都不坐车了，我们去哪儿找活干？这是在掐断穷苦人的脖子！" 粗粝的骂声像刀子一样劈头盖脸砸过来。冯玉祥嘴角的笑容瞬间僵住，他没有暴跳如雷，更没有亮明身份，只是死死咬着牙没回嘴。 那一刻，他被结结实实地打了一巴掌。自己眼里的体贴，在生存逻辑面前简直一文不值。 当天的开封城，见证了权力自我纠偏的奇迹。那天下午，禁令被当场撕毁。 冯玉祥不仅重新允许官员雇车，还顺手调宽了戒严时段，硬生生挤出更多营业空当。没过几天，督军府甚至办起了规矩培训班，中午还给车夫们管一顿免费的热乎饭。 这种事搁在别的军阀身上简直天方夜谭，但在他这里似乎顺理成章。 从1896年投身淮军当大头兵起，这人就活成了一个异类。他不沾烟酒，不碰绸缎，常年裹着粗布军装。吃饭就是一菜一汤，出门全靠一辆铁篷货车，生生逼出了"布衣将军"的名号。 他亲手制定《治军十条》扫除赌博，把多出来的军饷老老实实充入国库。在他眼里，权力从来不是用来摆阔的。 他在驻地砸钱建农业学校、办识字班，成天把"不认字的人多了，这国家根本直不起腰板"的道理挂在嘴边。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1924年他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锟政府，1926年率军参与北伐，1933年又拉起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失地。 直到1948年，他应邀回国筹备新政协，在一艘起火的客轮上永远闭上了眼睛，终年六十六岁。 大半个世纪过去了，宏大的战争硝烟早已散尽。但在某场关乎中国最伟大人物的评选测验里，他硬是拿下了仅次于孙中山的次席。那些冷冰冰的选票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民心与重量？ 答案或许早在1922年的开封街头就已写好：一个手握枪杆子的人，挨了底层一顿劈头盖脸的臭骂，却没有动怒。 他只是默默收下这份批评，笑着掏出真金白银当学费，然后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傲慢。 信息源：《冯玉祥:为国家做一件轰轰烈烈的事》央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