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文学家姚燧76岁时，和侍奉他沐浴的侍妾发生了关系。第二天，侍妾说：“您已年迈，倘若我就此身怀有孕，恐怕会被家中怀疑，留个证物给我吧！” 即便在今天看来，这场发生于元代豪门深宅里的博弈，依然让人脊背发凉。 在元朝的时候，官员和有钱人家纳妾、有侍妾侍奉，是很常见的事，不算什么出格的行为。姚燧的发妻早就去世了，续娶的妻子和他性格不合，两人常年分开居住，他的子女们也各自忙着自己的事，有的在外地做官，有的守着家里的田产，很少能陪在他身边。 所以晚年的姚燧，虽然家境优越、名声在外，心里却很孤独，而那个侍妾懂事体贴，平时说话做事都很周到，慢慢就成了能陪他说说话、解解闷的人，姚燧对她也多了几分关照。 有一天，那个侍妾像往常一样，侍奉姚燧沐浴。沐浴的时候，水温合适，姚燧也难得心情舒畅，一时兴起，就和这个侍妾发生了关系。 这件事在当时的姚府，其实算不上什么大事，毕竟侍妾本来就有侍奉主人的义务，只是姚燧那时候已经76岁，年纪实在太大了，这和年轻时候的情况不一样。 到了第二天，那个侍妾心里越想越担心，就主动找姚燧说话。她没有拐弯抹角，也没有丝毫隐瞒，直接就对姚燧说：“您已经年迈了，昨天咱们发生了那样的事，倘若我就此身怀有孕，恐怕会被家里的人怀疑，您还是留个证物给我吧。” 她说的这番话，不是贪心，也不是故意为难姚燧，而是实实在在的顾虑，也是当时侍妾们最真实的处境。 元朝的时候，侍妾的地位非常低，比家里的仆人高不了多少，她们的人身和命运，全都是由主人家说了算，根本没有自己的话语权。 元朝的法律虽然规定，男子四十无子可以纳妾，娶妾也要立婚书，但侍妾和正妻的地位相差天壤之别，正妻是家里的女主人，而侍妾只能听从正妻和主人的管教，甚至连自己的性命都没有保障。 如果侍妾犯了错，或者被主人家嫌弃，轻则被打骂，重则被赶出家门、卖掉，甚至被处死，朝廷也不会过多追究主人家的责任。 这个侍妾之所以担心，核心就是姚燧年纪太大了。在古代，76岁已经是高寿，大多数人这个年纪早就没有了生育能力，所以要是她真的怀了孕，姚家的人肯定会怀疑她，说她不守妇道，怀疑孩子不是姚燧的，是她和府里的其他人有染，故意怀孕，想母凭子贵，霸占姚家的财产。 到时候，她就算有一百张嘴，也说不清道不明，最终的下场肯定会很惨，要么被打死，要么被赶出姚府，流落街头，就算怀了孩子，也保不住。 她要的证物，也不是什么金银珠宝、名贵物件，只是一个能证明孩子是姚燧的凭证， 比如姚燧的亲笔字迹、随身佩戴的小物件，或者一句书面的承诺，只要有了这个证物，将来她真的怀了孕，就能拿出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证明孩子是姚燧的，这样就能保住自己和孩子的性命，就算姚燧去世了，姚家的人也不敢随便欺负她、处置她。 姚燧活了76年，一辈子见过官场的风浪，也看透了人情世故，他听完侍妾的话，没有生气，也没有敷衍，反而立刻明白了她的顾虑。 他知道，自己年纪大了，时日无多，口头的承诺根本没用，一旦他去世，姚家的人不会承认这件事，到时候受苦的还是这个无依无靠的侍妾。而且他也清楚，侍妾在府里的处境艰难，她的担心不是多余的，是实实在在的生存危机。 所以姚燧就答应了侍妾的请求，他让人拿来宣纸和笔墨，凭着自己最后的力气，写了一首简短的诗，诗里大概意思就是，自己76岁，偶然和她有了情意，若是她怀了孩子，自己愿意承认，会护住她们母子。 写完之后，他又盖上了自己随身带了几十年的私印，这枚私印刻着他的名字，在当时，姚燧的笔迹和私印人人都认识，根本没人敢伪造，这就是最有力的证物。 他把这首盖了印的诗递给侍妾，告诉她，只要有这个证物，将来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能保住她和孩子。 这件事看起来只是一件小事，却真实反映了元朝的时候，等级森严的社会现实，以及侍妾们悲惨的命运。 姚燧虽然是文坛领袖、高官显贵，晚年却也孤独，而那个侍妾，只是当时无数贫苦侍妾的一个缩影，她的请求，不过是为了在绝境中，给自己和可能出生的孩子，争取一条活下去的路。 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评判那时候的人和事，毕竟时代不一样，社会规则也不一样。 在当时的背景下，姚燧能理解侍妾的顾虑，能给她一个实实在在的证物，已经算是难得的温情了；而那个侍妾，敢于主动向姚燧求证物，也不是胆大妄为，而是被逼无奈，是为了自保。 这件事没有谁对谁错，只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也让我们看到了，在封建等级制度下，底层女子的无奈与艰难，就算是在高官显贵的家里，她们也不过是随时可能被抛弃、被牺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