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袍还在，烟盒空了，她喊了三十年“妈”。 朱枫1949年去台湾，是带着阿菊的信去的。信上说刚生孩子，要人照看。组织批准了，因为阿菊是她女儿，房子是现成的落脚点，连掩护身份都省了力气。这不是糊涂，是当时能想到最稳妥的办法。 阿菊1920年出生，七岁就叫朱枫“妈”。朱枫供她上学，把她当亲女儿养，连自己儿子朱明小时候都托给她带过。那时候没人提什么党派，更没保密局什么事——那机构1946年才成立，阿菊学无线电是30年代末，纯粹为了找个饭碗。 到了台湾，朱枫白天抱外孙，晚上出门接头。阿菊和丈夫王昌诚住在同一栋楼里，王昌诚是警务处电讯管理所主任，管的是电话电报那块儿。朱枫用过的烟盒，后来被阿菊收着，没扔，也没打开。里面曾经藏过胶卷，也递过热茶。 1950年朱枫被捕，阿菊没说话。没去认人，没去收尸，连骨灰都没领。2025年她自己说：“风声一紧……她没站出来，我也没开口。”不是不想帮，是开了口，全家都得跟着掉脑袋。她丈夫后来被撤职，孩子在学校被孤立，邻居上门查了三次。 2011年朱枫的骨灰从台北运回镇海，朱晓枫抱着罐子下车。新闻播出了，阿菊在台北老宅里看着电视，桌上那只烟盒还在。没动，也没擦。罐底刻着两个字，可能是“镇海”，也可能是朱枫的号“谌之”。她认得，朱家人也认得。 朱枫最后留下的东西里，有一张阿菊小时候的照片，边角有点卷。阿菊后来也说过，冬天朱枫总把她手塞进自己棉袄里，怕她冻着。朱枫胃穿孔疼得睡不着，阿菊半夜起来给她热粥，灯下补过她旗袍的袖口。 这些事没写进档案，但阿菊记得，朱家人也隐约知道。她们之间没撕破脸，也没演戏，就是把该做的事做了，该咽的话咽了。一个不敢问，一个不能说。 历史书上写“地下工作”，三个字轻飘飘的。实际上就是烟盒里藏一张纸，旗袍下摆别一把钥匙，嘴闭紧，眼别乱看，日子照过。 朱枫的铜像立在镇海烈士陵园，穿旗袍，手垂着，像刚买完菜回来。 阿菊活到九十多岁，没改口，也没再提那个字。 她最后住的老房子拆了。烟盒不知去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