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晚，六爷用一身穷骨头，挡住了洋火儿递过来的几万块钱。 你看懂了没？ 他拒绝的不是钱，是自己最后那点摇摇欲坠的体面。 他推开洋火儿公司厚重的玻璃门，前台小姑娘的眼神像针一样扎人。 办公室大得能停下一排他的破三轮，洋火儿坐在真皮椅上，手腕上的表能顶他一年的药钱。 六爷杵在那儿，腰板挺得笔直，喉咙里却发干。 他忽然指着洋火儿鼻子骂：“你们这群资本家！ ”这话没头没尾，跟考察没关系，纯粹是为了压住对方那股成功者的气场。 他在提醒所有人：你以前是跟我混的。 所以当那摞崭新的钞票推过来时，六爷像被烫了手。 他看到的不是救急，是施舍。 是洋火儿在用钱划清界限：老哥，时代变了，你那套不管用了。 他宁可儿子被扣着，自己挨打，甚至病死，也不能在这声“哥”面前矮一截。 他那套规矩比命硬。 这不是硬气，是恐惧。 一个被时代甩下车的男人，死死攥着手里生锈的徽章，以为那是全世界。 他守的不是江湖，是那个还能被叫一声“六爷”的自己。 所以悲剧从不在远方，它就在一个人用尽全身力气，去维护一个早已没人承认的身份。 他不是在和洋火儿较劲，他是在和滚滚向前的整个世界，打一场必输的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