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的某一天，一列从北京开往北戴河的蒸汽机车缓缓进站，车头上爬下来一个工人，脸上糊着一层厚厚的煤灰，只有眼白还是白的，站台上等候的朱德抬头看了一眼，愣了片刻，随即笑了——车头上那个黑脸汉子，是朱琦，是朱德唯一的儿子。 朱琦1916年出生在革命动荡的年代，三岁时母亲离世，他跟着朱德在行军队伍里长大，从小见惯了枪林弹雨，也早早懂得了革命的艰辛。成年后他主动投身抗战，在前线作战时腿部中弹落下残疾，只能从前线撤到后方工作。1948年部队转业，已是团级干部的他，完全可以留在机关从事轻松的行政工作，朱德却直接打断了所有安排，要求他放下干部身份，扎进基层做一名普通劳动者。 没有丝毫犹豫，朱琦收拾行李去了石家庄铁路局机务段。他从最基础的练习生干起，跟着老师傅学习蒸汽机车的操作与检修。蒸汽机车的工作环境没有半点舒适可言，驾驶室里煤灰飞扬，夏季高温炙烤，冬季寒风灌进车厢，每天添煤、检查机件、排查故障，忙起来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下班时他的脸上、脖子上、衣服上全是黑灰，回到住处要反复清洗才能露出原本的肤色，指甲缝里的煤灰往往要泡上很久才能清理干净。 身边的工友没人知道他的特殊身份，大家只觉得这个年轻人肯吃苦、不抱怨，长途行车、夜间值守这些没人愿意接的活儿，他总是主动揽下来。有工友问他为啥这么拼，他只说自己是铁路工人，把火车开稳、把行程保障好，就是该做的事。他把朱德的话牢牢记着，革命后代不能有特权意识，不能靠着父辈的功绩坐享其成，要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要为国家实实在在做事。 朱德对家人的要求向来严苛，他自己一生艰苦朴素，衣物缝补多次仍在穿，饮食始终是粗茶淡饭，办公和居住的用品全是公家统一配发，从不占用半点额外资源。他常跟朱琦说，共产党人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只能用来为人民办事，不能用来为家人谋福利。朱琦把这些叮嘱变成日常的行动，在铁路一线一干就是二十多年，从司炉一步步成长为合格的火车司机，始终坚守在最辛苦的行车岗位上。 朱德专程到站台等候儿子的这次出车，远远看到那个满身煤灰的身影，他先是短暂愣住，很快就认出了自己的独子。他没有上前替儿子擦去煤灰，也没有流露出心疼的神情，反而露出了真切的笑容。他欣慰的是儿子守住了初心，没有被身份裹挟，没有丢掉劳动人民的本色，把平凡的工作做到了极致。 朱琦走到父亲身边，只是简单擦了擦脸，跟父亲汇报本次行车的线路情况和设备状态，没有提工作的苦与累，也没有说自己多年的坚守。父子俩站在站台的微风里，没有多余的话语，却有着无需言说的默契。朱德知道，自己对儿子的严格要求，终究没有白费。 1974年6月，朱琦在工作中突发疾病离世，家人怕影响朱德的身体与工作，隐瞒了十天。得知消息的朱德沉默许久，沙哑着声音说自己就这么一个儿子，悲痛藏在心底，却依旧没有向组织提出任何特殊安排。他把对儿子的思念埋在心里，继续坚守岗位，直到生命最后一刻，都在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承诺。 朱德与朱琦用两代人的选择，写下了最朴素的红色家风。不搞特殊、不谋私利，甘于平凡、脚踏实地，这份家风不是挂在嘴边的道理，而是融入骨血的行动。老一辈革命家的坚守与传承，至今仍在提醒我们，身份与地位从不是享受的资本，扎根基层、忠于职守，才是最该守住的初心。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