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啤酒]1950年，中国遗传学之父李景均，受到不公正对待后，毅然前往香港，可因为没有身份证明，他无法得到美国签证，也不能前往其他国家！当诺贝尔奖获得者穆勒得知后，亲自给美国国务院写信，请求派人到香港接他…… 这事搁在今天可能很难想象。李景均是吉林人，1936年考上金陵大学农学院，后来又去美国康奈尔大学读遗传学博士。那时候中国在遗传学这块几乎是空白，他师从著名遗传学家洛夫，学的全是前沿的东西。回国后他在北大农学院任教，讲课不用翻译稿，黑板上画基因图谱比谁都利索。1949年后，因为坚持孟德尔-摩尔根学派的观点，跟当时国内主流的米丘林学说冲突，他被扣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帽子，1950年被迫离开北京，经广州到了香港。 到香港的头几天，他住在九龙的旅馆里，每天去美国领事馆排队申请签证。领事馆的人翻着他的材料皱眉头——没有官方证明，没有单位介绍信，只有几张康奈尔大学的成绩单和导师的推荐信。那时候冷战刚开始，美国对中国大陆来的学者审查极严，领事馆的人摊摊手说“没法办”。李景均兜里只剩几十美元，旅馆账单一天天累加，他甚至想过是不是要去码头扛包，或者去中学代课赚路费。 转机出现在1951年初。美国遗传学家赫尔曼·穆勒正好在香港参加学术会议，他是1927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研究X射线诱发基因突变的专家。穆勒跟李景均在学术会议上见过面，知道他的水平。听到李景均困在旅馆出不去，穆勒当天晚上就写了封信，直接寄给美国国务院负责移民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信里没讲大道理，就说“李景均是遗传学领域顶尖人才，他的研究对癌症和辐射遗传学研究有重要价值，美国不能因为政治原因把他挡在门外”。 穆勒的信起了作用。国务院那边很快派了驻香港总领事馆的文化参赞去见李景均，核实身份和学术背景。参赞看了他的论文和康奈尔大学的学位证书，又打电话回华盛顿咨询科学界意见，确认穆勒没夸大。两周后，签证批下来了。李景均拿到签证那天，把旅馆房间退了，搬进穆勒在香港的临时住处。穆勒请他喝咖啡，说“你以后在美国好好搞研究，别再为这些破事分心”。 1951年夏天，李景均坐船到旧金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马上聘他当遗传学教授，实验室设备比北大先进得多。他在那儿待了三十年，研究群体遗传学和数量性状，发表了上百篇论文，带出了不少学生。那些年他很少提在中国的遭遇，可每次有中国留学生去伯克利看他，他总会问“国内遗传学现在怎么样了”“有没有人还在坚持孟德尔定律”。 有人觉得李景均的离开是损失，可换个角度想，他要是留在国内，可能连做实验的机会都没有。米丘林学说当时在国内占主导，强调环境决定性状，反对基因分离定律，李景均的研究根本没法开展。他去美国不是背叛，是学术生命的选择。穆勒帮他也不是偶然，科学家之间有自己的判断标准——不管政治立场，只认学术贡献。 李景均晚年回忆这段经历，说最感激的不是穆勒帮他拿到签证，而是穆勒认可他的学术价值。“人在困境里，最需要的是有人相信你不是废物。”他在伯克利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张老照片，是1950年在北大实验室拍的，自己穿着旧中山装，手里拿着显微镜。 这事过去七十多年，再看还是让人唏嘘。一个科学家的命运，有时候真系于几个关键人物的几句话。穆勒的信救了李景均的学术生涯，也让美国遗传学多了位顶尖学者。可反过来想，如果当时中国能包容不同学术观点，李景均何苦远走他乡？科学进步需要争论，需要不同学派碰撞，把一种理论当成唯一真理，最后只会堵死自己的路。 李景均1993年去世，葬在加州。他的学生整理遗物时，发现一本旧笔记本，扉页上写着“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这句话像是他对自己一生的注解——他爱中国，可学术理想让他不得不离开；他在美国成功，可心里始终记挂着国内的遗传学发展。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