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流落澳门的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得知新中国成立后百感交集，主动写信请求重回组织怀抱，毛主席知道后表示回来可以，但有一个条件……   1949年的澳门，暑气还没散尽，街头巷尾都在议论那个风雨飘摇的旧时代，一间破旧的出租屋里，55岁的包惠僧盯着桌上的白纸，迟迟落不下笔，说出来你可能不信，这位爷当年可是中共一大的正经代表，如今却混成了这副模样。   兜里揣着去台湾的船票，脚底下却像灌了铅，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一家老小全指着国民党那点遣散费糊口，但要说最难熬的，还不是穷，是心里那股说不出的空，他想写点回忆录打发时间，可笔尖一碰到1921年那条红船，心口就跟被人攥了一把似的疼。   那是他人生最辉煌的起点，也是他亲手斩断的根，收音机成了他唯一的消遣，可那电波里传来的消息，却一天比一天让他坐立不安，长沙解放了，兰州解放了，等到10月1日那天，开国大典的声音隔着海峡传过来，包惠僧彻底绷不住了。   压了二十多年的悔恨、愧疚、还有那点残存的家国情怀，一股脑全涌了上来，他做了个破釜沉舟的决定：北上，回去认错，一口气写了三份东西，一封信给毛主席，两封电报分别发给周总理和董必武。   为了这几页纸，他把肚子里的墨水全倒了出来，什么"南天引颈"之类的词儿，字字句句都透着一个中年人北望京城的卑微和焦灼，信托香港的朋友辗转送出去，剩下的就是熬，一天一天地熬，说实话，他心里没底。   想想自己这些年干的事儿吧，大革命失败后意志消沉、主动退党、后来还投靠了蒋介石，这种"叛徒"级别的履历，换谁能原谅，可北平的回复来得比他想象的快，而且只有一个字：欢迎。   1949年11月29日，包惠僧的脚再次踏上北平的土地，算算日子，他离开这座城市整整二十六年了，城还是那座城，可他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建党元老，而是一个等着组织审查的"待罪之身"。   接风宴来得很快，董必武先请他吃了顿饭，紧接着周总理在中南海亲自设宴，把他夫妻俩都请了去，饭后那场谈话，足足进行了九十分钟，周总理开口第一句话就带着点责备的意思："找了你好久都没找到"。   就这一句，包惠僧的眼泪哗地就下来了，二十多年的委屈、后悔、自我厌弃，全在这一刻决堤，他把这些年的心路历程一五一十地倒了出来，像是在做最后的告解，但周总理接下来的话，却给这位满心欢喜的归来者泼了盆冷水。   "你过去不是普通共产党员，"总理的眼神深不见底，"对党要有个交代"这就是回来的条件，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必须把过去的事儿，一件不落地交代清楚，这不是清算，而是给包惠僧一个机会，一个彻底扒掉旧皮、重新做人的机会。   1950年开春，这位56岁的前国民党官员走进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身份栏里填的是"学员"刚开始那阵子，他浑身上下的旧官僚气息在集体生活里显得格格不入，他心里还有点傲气，觉得教材上那些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过是自己年轻时候玩剩下的。   可一到小组讨论，他才发现自己那套东西早就过时了，在现实面前撞得稀碎，于是这位曾经的建党元老、后来的国民党官员，终于低下了他那颗高傲的头，他开始咬着牙在笔记本上解剖自己，一刀一刀地往深处剜。   半年后，一份三万字的《思想总结》摆在了组织的桌上，在这份沉甸甸的文字里，他把自己从1927年的动摇、到在国民党内的苟且、再到澳门时期的颓废，像做手术一样一层层剖开给人看，那个在历史夹缝中左右摇摆的"墙头草"包惠僧，在这一刻彻底死了。   一个脱胎换骨的人，走进了内务部的大门，此后的岁月里，他先在内务部当研究员，后来又调到国务院参事室和文史委，他不再是权力场上的弄潮儿，而是变成了历史的记录者，把自己亲眼见证的那些起点岁月，一笔一划地写成了信史。   1979年，包惠僧在北京病逝，从建党元老到叛逃者，再从浪子回头到安度晚年，他用一辈子走完了一个完整的闭环，三十年前在澳门那个燥热的午后，他最渴望的不过是一份心安，最终，他在新中国找到了。信息来源：中国网——包惠僧：最初的荣耀与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