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四川绵阳一农民正在挖地基，突然，他发现挖出的黑泥里，有东西闪着光，扒开一看，竟是一对金戒指，上面写着“大顺赤金”! 1984年是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深入推进的一年，四川绵阳作为川北重要城市，工业基础建设步伐加快。城北郊区朝阳机械厂开始动工兴建，需要大面积平整土地用于厂房地基。当地村民积极参与施工劳动，成为工地上的主要力量。在挖掘过程中，一座明末墓葬被发现，墓中出土了玉圈、玉戒指以及一对金戒指。这些文物随即得到文物部门的重视，因为它们为研究明末四川地方手工业提供了实物证据。参与施工的当地居民按照规定将出土物品上交，国家对这类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给予了相应肯定。朝阳机械厂所在区域属于绵阳北郊，历史上曾是交通要道，明代时已有一定人口聚居，为墓葬形成提供了背景。 这对金戒指内壁烙有“大顺赤金”四个字，专家鉴定其为大顺年间制品。每枚戒指重量约4克，直径1.7厘米，含金量达97%。赵树中在1985年第1期《四川文物》发表文章《张献忠“大顺赤金”戒指》，详细记录了这一发现，指出这是四川首次出土的大顺金器实物。文章强调戒指制作工艺精细，反映了当时成都金银加工水平。文物部门随后将戒指移交博物馆保管，作为研究大西政权物质文化的珍贵资料。这对戒指的出土填补了相关实物空白，使学者能够更准确地了解明末四川金银器制作技艺。 大顺年号的使用始于1644年，张献忠率军攻占成都后建立大西政权，定年号为大顺，成都成为西京。政权存在时间虽短，到1646年结束，但期间推行了一系列制度建设，包括利用当地工匠铸造各类器物。成都作为四川政治经济中心，明代铸造业基础雄厚，工匠队伍稳定。张献忠政权依托这一条件，制作了金银铜多种材质的器具。这对金戒指正是这一时期成都金银工艺的直接产物，内壁铭文清晰，体现了官方标准的统一性。 与金戒指同属大西政权遗物的还有多件铜钱和铜镜。1975年在成都望江楼附近出土的大顺通宝铜钱，钱径约26.5至27毫米，重约5克，背面有工、户等记号。1976年成都郊区太平村也发现类似铜钱。这些铜钱形制规范，文字规整，证明大西政权铸币技术成熟。1980年代初四川省文物商店还收集到一件大顺三年铜镜，镜背双龙纹饰，钮座铭文标明“大顺三年孟夏月造”或“大顺三年孟秋月造”。这些发现与金戒指相互印证，共同构成了大西政权手工业发展的实证链条。 铜印是另一类重要大西遗物。大顺元年铸造的“都纲之印”“骁右营总兵官关防”等印章，印文规整，边款清晰。这些铜印用于政权行政管理，反映了大西政权仿照明制设立官职体系。金戒指的发现则把研究范围扩展到民间金银饰品领域，说明大西时期不仅官方铸币发达，民间金银加工也保持较高水准。绵阳地处成都以北，历史上与成都经济联系紧密，墓葬出土金戒指符合区域文化传播规律。 明末成都铸造业发达，得益于长期积累的技术和原料供应。成都平原矿产资源丰富，工匠世代相传，金银提炼和锻造工艺精湛。张献忠入川后，政权对这些工匠加以组织利用，生产各类器物以满足行政和赏赐需要。金戒指采用烙制铭文方式，工艺与当时铜镜、铜钱一致，显示出标准化生产特征。赵树中文章指出，这种金器在四川极为罕见，其出土为研究明清之际四川社会经济状况提供了新材料。 文物上交后，文物部门对出土物品进行科学保护和研究。金戒指被列入重点藏品，供学者参观和测绘。博物馆通过展览让公众了解大西政权历史，增强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绵阳当地也加强了对类似工地施工的文物巡查工作，避免无意损坏历史遗存。1984年的这次发现成为四川文物保护工作的一次典型案例，体现了国家对基层文物保护的重视。 大西政权虽存在时间短暂，但留下的实物资料为后人研究明末农民起义和地方政权建设提供了依据。金戒指的铭文直接指向大顺年号，与史籍记载完全吻合。结合铜钱、铜镜、铜印等遗物，学者可以还原当时手工业生产组织形式和社会生活侧面。绵阳北郊墓葬的发现，还说明明末四川人口分布和丧葬习俗保留了传统特征，即使在政权更迭时期，地方文化仍有延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