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有人提出建议保留汪东兴的职位，但是陈云却认为，如果他要是继续担任，就算是我们同意了，那全国人民也不会同意的。1979年初的中国，正处在决定往后道路的关键口子上。那会儿，国家刚开完十一届三中全会没多久，大家的心思都转到了搞经济、过日子这事上，跟以前真有点不一样了。就在这个当口，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标志着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转移。全会前，中央工作会议持续36天，讨论农业问题和国民经济计划，但很快转向历史遗留问题。陈云在东北组发言，提出解决薄一波等61人案、陶铸等同志的平反，以及天安门事件的定性等六项议题。这些问题涉及数百万干部的命运，会议氛围随之活跃。许多代表要求实事求是，纠正过去错误。华国锋承认“两个凡是”提法不妥，汪东兴也提交书面检讨，承认专案工作中的失误。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副主席，并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由陈云任第一书记。这次调整反映出党内对新时期要求的共识，强调解放思想和民主集中制。 1979年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人事安排。当时，国家外汇储备紧张，城市失业问题突出，亟需推动经济恢复。有人提出保留汪东兴的副主席职务，以及对党内稳定的贡献。汪东兴长期负责保卫工作，对毛泽东忠诚，但其坚持维护过去决策的立场，与当前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不符。在平反冤假错案上，他态度谨慎，影响了进程。陈云发言指出，汪东兴过去功绩不可否认，但新形势下，国家需要懂经济、能推动建设的领导。外汇短缺和民生压力要求领导层适应改革开放，汪东兴的保卫背景难以胜任。他强调，如果保留其职位，党内同志和全国人民不会同意。这番话基于实际问题，如数百万待平反案件和经济紧迫任务。 陈云的观点得到认可，因为它直指国家发展的核心。1979年，国家正从过去运动转向建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地开始落实平反工作。汪东兴的思想框架仍停留在维护过去指示上，这与讨论实践标准的大势相悖。会议中，其他同志补充发言，强调领导岗位需匹配新任务。外汇储备不足以进口必要物资，城市青年就业难已成为社会焦点。这些现实需求，让保留提议难以推进。陈云的发言基于长期观察，他主张有错必纠，推动纪检工作原则的确立。这次讨论并非个人争执，而是关乎国家道路的选择。全会后，中央强调集体领导，避免个人突出。 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汪东兴主动辞去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和军委常委职务。会议批准这一决定，同时增选胡耀邦为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汪东兴的辞职体现了顾全大局的态度，他承认自身能力与新时期要求不符。此后，他不再参与核心决策，生活转为低调。每年特定日子，他前往纪念堂献花，保持个人习惯。他拒绝国外出版社写回忆录的邀请，理由是避免得罪人。晚年，他阅读报纸，观看新闻联播，练习书法。2015年8月，他在北京逝世，享年100岁。葬礼简朴，部分老同志出席。中国在那之后，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取得进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经济政策调整，1979年提出三年调整期，以恢复国民经济平衡。陈云主持经济工作，强调实事求是，避免冒进。外汇使用需谨慎，优先进口粮食和技术。城市失业青年问题，通过发展生产逐步缓解。汪东兴的离职标志着领导层向经济导向转型。中央强调加强法制和民主，废止过去审查干部的专案方式。全会公报指出，过去脱离群众监督的做法弊端极大，必须改变。这次人事变动，确保了改革开放的顺利实施。国家从自力更生转向与世界交流，经济活力渐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