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5日，德国总理默茨还懂得“自嘲”，他在与中方会谈时说：“我知道，我的前任们经常访问中国。”尽管两人同属一党却长期存在政见分歧，默茨曾多次公开批评默克尔，但默克尔任内 12 次访华的足迹，早已为中德关系打下了坚实基础。 他紧接着补充，希望恢复因政权更迭、疫情等因素中断的中德政府磋商。曾经批评过默克尔的默茨，为何上任后仍要循着前任的轨迹访华？ 只能说，默克尔留下的合作遗产足够深厚，16 年间，中德关系从普通贸易伙伴升级为深度绑定的 “经济共生体”。 德国汽车、机械、化工等支柱产业，早已将中国视为核心市场 —— 宝马、奔驰在中国的销量占其全球总销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巴斯夫在湛江投资百亿打造一体化基地，西门子医疗设备遍布中国医院；而中国的锂电池、稀土材料，更是德国工厂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 这种互补共生的合作模式，让中德贸易额连续八年稳步增长，直到 2024 年才被美国短暂反超。 但这一 “榜首易主” 的局面仅维持了一年。 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 年中国以 2530 亿欧元的贸易额重新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而德美贸易额同比下降 4.4%，降至 2416 亿欧元。 数据变化的背后，是德国企业的理性选择。 默茨政府虽嘴上强调 “去风险”，呼吁减少对华依赖，但企业用行动投了反对票：2025 年德国对华直接投资暴增 55.5%，创下四年新高，大众、宝马等巨头不仅没有撤离，反而加大在华研发投入，推进 “深度本土化” 战略。 对这些企业而言，离开中国市场，德国制造业的转型与复苏便无从谈起。 毕竟 2025 年德国 GDP 仅增长 0.2%，刚刚摆脱连续两年的衰退，能源成本高企、制造业外流等问题仍未解决，失去中国这个大市场的后果不堪设想。 此次默茨访华，随行的是一支由 30 位商界领袖组成的豪华代表团，涵盖拜耳、大众、西门子、宝马等德国顶尖企业，覆盖汽车、机械、化工、新能源等核心产业。 这些企业家并非来 “观光”，而是为了寻求稳定的合作预期。 宝马集团董事长齐普策就曾明确表态，德国车企要在全球竞争中保持优势，离不开中国市场的支撑。 这相当于给默茨划定了底线：政治表态可以有，但不能影响企业正常经营。 而默茨自身也面临三重压力：美国要求其加入 “去中国化” 阵营，安全上的依赖让他难以完全忤逆；德国国内政治分裂，绿党倡导 “价值观外交” 要求限制对华合作，经济部与地方政府却坚持务实合作；再加上部分舆论的偏见，让他不得不做出一些鹰派表态以巩固选票。 这种多重挤压下的 “既要又要”，让访华成为默茨平衡政治立场与经济利益的最佳选择。 会谈结果也印证了这种务实导向，中方明确表示，2026 年作为中国 “十五五” 开局之年，中德可在汽车、化工等传统领域深化合作，同时拓展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新兴领域。 默茨也作出承诺，将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均衡发展，支持德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并为中国企业赴德投资提供公平环境。 会谈后，两国签署了绿色转型、海关、体育、媒体等领域的合作文件，进一步筑牢了合作框架。 这一切的核心逻辑并未改变：德国拥有高端制造技术优势，中国具备庞大市场与完整产业链，双方合作面远大于竞争面。 “唯有合作才是应对风险的最优解，唯有发展才是保障安全的必选项。” 默茨的对华政策与默克尔时代相比，并非方向转变，而是侧重点调整。 默克尔时代的 “嵌入式合作” 主打互补共赢，而默茨时代受俄乌冲突重塑欧洲安全格局、中国高端制造崛起带来竞争压力等因素影响，转向了 “竞争性共存”—— 既承认中国的合作伙伴身份，又强调应对所谓 “系统性挑战”。 但这种二元表述，本质上是德国安全焦虑与经济依赖之间的矛盾：既想维持技术优势，又不愿失去中国市场；既想追随美国构建 “安全联盟”，又不想被绑上战车牺牲经济利益。 不过从此次访华表现来看，默茨显然拎清了轻重。 他主动提出恢复中德政府磋商机制，正是为了让双边关系回归稳定轨道。 这一机制自 2010 年建立以来已举行七轮，是保障中德合作连续性与稳定性的关键纽带。 对德国而言，恢复这一机制相当于给企业吃下 “定心丸”，让合作有章可循，避免因政治波动而中断；对中国来说，与德国保持良好关系，也能为中欧关系稳定发展注入动力，毕竟德国作为欧盟核心成员，其态度具有显著的示范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