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明史专家吴晗发掘完万历皇帝的定陵后，得寸进尺，又想挖明成祖朱棣的长陵，周总理听后沉默良久，说了一句话让吴晗破灭了幻想。 那一年，北京十三陵景区外的山路还没有后来那样整齐。定陵地宫开启已经过去一年多，考古报告正在整理。1957年9月，考古队凿开金刚墙，进入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地宫，三千余件文物陆续出土。 《定陵发掘报告》后来详细记录了过程。吴晗当时既是明史学者，也是北京市副市长，参与推动发掘的决策。 1955年前后，关于是否发掘明十三陵的讨论已经持续。吴晗与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提出，应当通过实地发掘补充明史研究的空白。 长陵是明成祖朱棣陵寝，规模最大，保存完好，学术价值极高。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提出反对。夏鼐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熟悉现代考古学方法。 夏鼐在内部会议上明确表示，当时中国缺乏有机质文物保护技术，贸然开启帝王陵墓风险极大。郑振铎也持类似态度。 争论最终提交国务院。1956年，国家批准发掘规模较小的定陵，作为试掘项目。考古队进驻天寿山，寻找地宫入口。 1956年至1957年间，经过勘探与清理，终于在1957年秋天打开地宫。 那一刻的震动不难想象。万历皇帝的金丝翼善冠、龙袍、凤冠玉册，一件件摆在灯光下，成为新中国首次系统出土的帝王服饰。 问题很快显现。丝织品暴露在空气中后迅速变色、发脆。纤维结构在湿度骤降的环境中破坏严重。后来参与修复的文物专家回忆，当时几乎没有成熟的加固手段，只能采取最基础的保护措施。 金丝楠木棺椁体积巨大，含水量高，临时存放条件有限，部分木材遭到损毁。展览期间，文物仍在持续劣化。 吴晗看到这些变化，心情复杂。吴晗长期研究明代政治史，深知史料缺失的痛苦。长陵如果开启，或许会带来更多材料。 但定陵的教训摆在眼前。 时间来到1965年秋。周恩来陪同外宾参观定陵出土文物展览。展厅内，部分丝织品颜色已经暗淡。吴晗抓住机会再次提出发掘长陵的建议，并提到预算测算已初步完成。 郭沫若在场表示支持。 周恩来没有立即回应。周恩来仔细查看展柜内的文物，询问保存状况。现场工作人员介绍丝织品修复困难。周恩来随后表态：在没有足够能力保护之前，不要再主动发掘保存完好的帝王陵墓。 这一意见后来成为国家文物工作的基本原则。 这一决定并非一时情绪。1961年后，国家文物部门已开始总结定陵经验。1962年文物工作会议上，强调“保护第一”。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颁布，将保护优先写入法律精神。 吴晗后来继续从事学术与行政工作。1961年发表历史剧《海瑞罢官》，围绕明代官员海瑞事迹展开。1965年底，围绕该剧产生争论。1969年10月11日，吴晗在狱中去世。 吴晗的学术贡献与政治经历在改革开放后得到重新评价。 定陵文物在1980年代后陆续进入恒温恒湿库房，采用冷冻干燥和化学加固等技术处理。今天在明十三陵博物馆看到的部分展品，已经经过系统修复。 长陵至今未被发掘。 1956年至1965年的争论，留下的不只是几件文物的得失，而是一个国家在文化遗产面前的选择。吴晗希望通过发掘填补史料空白，夏鼐强调科学保护，周恩来最终定下基调。事情没有简单的对错，但方向逐渐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