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徐向前感觉自己大限将至，对前来探望他的战友李先念，说出了自己的三个遗愿。中央在得知徐向前的三个遗愿后，考虑再三最终还是决定否决前两个遗愿，只答应第三个遗愿。 1990年初夏，北京医院的一间病房里，许多工作人员和家属都明白，徐向前的身体已经每况愈下。那段时间，他常常安静地望着窗外，偶尔低声和身边的人聊几句。 病情告急的时候，李先念赶来探视，见到老战友精神尚可，只是比以往消瘦了许多。大家都说，徐向前年轻时身体就不算强壮，年纪大了更显单薄，但头脑依旧清醒，行事一如既往地朴素直接。 每天看护徐向前的护士回忆，他在住院期间反反复复说一件事，就是觉得“可能回不去了”。其实她听得出来，老人不是抱怨，而是对人生最后时刻的平静接受。 这种心态，正和徐向前长久以来的处世风格相符。不久以后，徐向前委托家人，把家乡的土特产分送给医院的医护人员，连同一小袋亲手整理的书信和日记。 一起托李先念转交给相关部门，说自己希望这些物件能被妥善保管。他自己交代了三桩心愿，不是写在纸上，而是用平常不过的语气说出来。 关于丧事安排，他讲得特别仔细，中央后来据此形成案头材料。首先，他希望自己身后的一切仪式都从简，最好不举办大型追悼会。 其次，不愿意骨灰盒再进八宝山等革命公墓，希望把骨灰撒回大别山等曾经战斗过的地方。“骨灰撒山，能肥地”，这是原话里最常被人提起的一句。 还有一点，骨灰盒不必专门保管，更不希望做成永久纪念。徐向前反复说，节省一切可节省的，每一分钱都该花到百姓身上。 李先念听后，把这些请求详细记录下来。外面，工作人员和家属陆续知情之后，气氛一度变得很感伤——毕竟徐向前平时为人极为低调，到了生命最后阶段，都还不忘处处为国家考虑。 送汤打粥的伙食员主动给他做碗甜粥，他轻声谢绝，还开玩笑说“糖也得省”，大家都觉得苦中带暖。消息很快传到中央，这三条请求引发了激烈的讨论。 对于徐向前不愿办追悼会、不进八宝山等决定，许多干部和老同志感到为难。这不仅有组织程序的规定，还有群众的情感问题。 有人说，如果不为老元帅办追悼会，全国上下都会有意见，甚至有人觉得这样“亏待功臣”。也有人顾虑将来如果骨灰撒在荒山野岭，亲属和战友以后都难以祭奠，传统习惯也难以适应。 讨论持续了好几轮，牵涉部门不少。各方从历史惯例、群众期望、政策导向都进行了详细研究。最终，中央确定，只答应“一半骨灰撒山，一半骨灰安放公墓”。 其他两项则未予同意。这个方案，就是在既考虑烈士身后个人意愿，又兼顾集体社会情感中找到平衡。 徐家亲属也被详细告知决定过程。徐向前的儿子后来把这一结果转述给亲朋好友时，坦言父亲要是能听见，肯定点头：“差不多就行”。 悼念现场如约而至，所有程序一切从简，不过分张扬。骨灰分装成两份，一份由家属带到他战斗过的地方，另一份安放八宝山革命公墓。 到了撒骨灰那天，情况又有些意外。大别山一带不事先张扬，消息却还是传出去了。当飞机到达山头上空，看到地面上自发聚集了许多老乡，有的人拿着小旗，有的带着农具，队伍很整齐。 原因是老一辈群众都知道徐向前有多节俭，也都记得他战争年代和群众一起吃苦的日子。飞机投下骨灰的时候，有群众自发挥手作别。 场面朴素，没有大型仪式，只有那片土地和生活其中的人们共同见证了一位元勋回归的时刻。多年后，有些曾为徐向前服务过的工作人员，在回忆录中提到他一生住简单房屋。 从不多要一分补贴。甚至还把分到的住房名额退还单位，用来优先照顾困难家庭。工资中每年都自发捐款，给贫困山区建教学点。年轻时一身军装补丁连着补丁。 晚年见外宾还穿毛衣打补丁的照片，也流传了下来。当时在医院看护他的护士说，临终前，徐向前还是那种温和而认真的语气，把该交代的事一桩桩穷尽。 不久之后，李先念也因病住院。他在临终时曾经嘱咐家属，自己的后事也要尽量简单，骨灰最好撒回大别山，和徐向前一样。后来他的家人按照中央统一安排。 采纳部分建议。最终，两位老战友的骨灰都以类似方式被撒入山间，他们曾坚守、战斗过的那片土地又一次迎回了自己的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