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陈毅到上海一家面馆用餐，正吃着面时，进来一老农并点了一碗阳春面。不料，老农面条上来后，陈毅拍桌而起：“把你们老板给我叫来……” 1949年的上海刚刚解放，大街小巷的生活总算有了稳定的模样，整座城市在恢复秩序中缓慢喘息。 就在老城区，一家叫“老盛兴”的面馆里，早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碗里的汤面上，混杂着尘埃和热气的味道。 陈毅当天穿着灰色旧军装，和其他顾客一样在面馆里挑了个靠墙的位置坐下。据史料记载，上海解放后，陈毅常常走进普通小馆子，实际体验市民生活，也方便了解民情。 那天，他点了一碗阳春面，服务员看了一眼他，随口喊道“一十”，没多久端上来的是满满一碗，葱花和油星看着十分诱人，汤底也格外鲜亮。 正当陈毅安静吃面的时候，从门口走进来一位农民，衣服上还能看到泥点，鞋上沾着稻草。农民小心翼翼摸出几个铜板，让服务员上了一碗最便宜的阳春面。 一直忙碌的伙计头也没回，高声喊了句“十一”。几分钟后，农民的那碗面送到桌上，和陈毅眼前的完全不同。面条明显比陈毅碗里少许多，汤面清得几乎没有油星，葱花星星点点，看得见碗底。 陈毅注意到细微的区别。两个叫声虽然只差一个字，端出来的东西却让人一眼看明白其中的门道。他放下筷子，观察周围，显然这些暗号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据《陈毅在上海》一书收录当时有关记录，当他问服务员“这‘一十’和‘十一’差别在哪儿？”时，对方吞吞吐吐没有回答。 倒是老板走了出来，立在柜台后头，解释说，“‘一十’是‘干’字，平时都是干部吃的；‘十一’是‘土’，乡下人吃。”话里没有半点迟疑。 陈毅当即没有动气，直接让老板把账单拿出来，问清阳春面的定价。对照市价，那碗阳春面其实应该是同一个标准。陈毅现场掏出了市政府饭票，用实际支付的方式确认面价。 同时质问老板是不是区别对待顾客。面馆里不止有他和农民，也有不少工人和市民围观，有人忍不住出声，说这样做有失公道。 记录显示，这次陈毅态度坚决，要求面馆现场按市价、同标准给那位农民重新上一碗面。事情没有到这里结束。据公开报道，陈毅在离开面馆前留下了自己的意见。 要求相关部门调查社会上类似问题。很快，上海市工商管理部门下发通知，严禁餐饮业用暗号区别对待顾客，组织人员走访餐饮店、茶楼，抽查用料和分量。 那段时间，官员查到不少“看人上菜”，比如见农民、工人就给少分量、用隔夜汤。检查组现场要求店家赔礼道歉，将分量补足。 那家“老盛兴”面馆，后来专门在门口悬挂木牌，明确标明“工农平价，童叟无欺”。有资料描述，老板在这个风波后变得极为小心。 每天都亲自检查配菜，生怕再被抽查出差别对待。有一阵子，面馆的服务员见着穿工作服、进城的农民，都是笑脸相迎，再没人敢私下用暗号喊面。 从那以后，上海各大餐馆相继取消了原本的内行话和“代号”点菜，阳春面、加肉面，无论什么人点，标准分量都一样。 据相关回忆文章，面馆里顾客之间也不再像从前用眼色大小比高低，而是彼此同等对待，有工人在吃面时感慨说，终于不用再为了多点油花专门换上一身干净衣服。 几个星期里，市工商部门不断接到群众举报，有的市民专门写信说明自己用市价买面却常被区别对待，那段时间的信件一下子多了几千封。 陈毅看到反响如此热烈，特地抽查了一些批量投诉多的餐厅，对其中部分负责人进行了谈话。管理措施随之跟进，各类小饭馆、餐厅开始规范服务流程，逐步改掉了“只认人不认钱”的老习惯。 又过了不久，市面上许多餐饮小本生意的经营观念慢慢改变。再有农民、工人或外地人进馆吃饭，伙计们不再以衣着、口音区别待人，贵州、江西、山东来的进城务工者都说。 在上海饭馆里吃面越来越踏实。陈毅当年在市区多次下访，也多次抽查各类服务场所，用很实在的方式督促商户守规矩。 记录显示，后期“老盛兴”面馆口碑逐渐恢复，生意也因公平经营变得更好。老板遇到客人总会低调地说，生意该老老实实做，别再存什么侥幸心理。 许多曾经吃过“十一”号面的农民，也愿意再次进城消费，不再害怕被人另眼相待。整个过程中，陈毅本人始终未对外宣扬。 许多知情者是在后来搜集地方史资料、查阅工商旧档案时才慢慢了解到了阳春面的来龙去脉。这段插曲就这样被上海人民悄悄记在心里。 成为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也成了老一辈市民讲给子女的亲身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