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 ，一位老人为了证明自己是老红军，不顾危险在北京拦下一辆军官的车，眼看大家不相信，老人直接喊道：“我是三号花机关呀！”这句话让车上的人呆在原地。 肖成佳1916年出生于江西泰和县一个普通农家。父母重视文化教育，送他读过两年私塾。1931年宁都起义发生后，他被调入红五军团政治部宣传分队担任队长，主要负责对起义官兵的思想改造工作。他工作认真，很快得到认可。 后来肖成佳调到红九军团，继续在宣传分队任职，直接接受黄火青领导。宣传队任务包括行军中组织文艺活动和鼓舞士气。他参与排演部队自编话剧，其中《花机关》是经常上演的剧目，他担任三号主角。这个角色成为他与黄火青之间的重要记忆标记。 1934年肖成佳参加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在广昌战斗中，他在前线连续十八天开展宣传，带头呼喊口号激励战士坚守阵地。战斗结束后他随部队继续行动，积累了丰富作战经验。 1935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后，朱德总司令指示红九军团在桐梓西北执行迟滞川军任务。黄火青安排肖成佳带领一个加强排阻击敌军增援小路。他接受命令后带领战士按时到位，从凌晨四点开始潜伏。战斗中敌军一个排接近时队伍发起攻击，很快结束战斗。他在战场清理时发现右手负伤。 战斗胜利后红九军团承担掩护主力任务，在乌江北岸独立行动两个多月，行程超过一千里。他们将一万多元银元上交主力部队。肖成佳在这一时期继续负责宣传工作，保持队伍凝聚力。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肖成佳调入红四军团政治部担任青年科科长。他随队三次通过草地，完成长征全程。西路军组建后，他在政治部工作。古浪战役中西路军遭受重大损失，他多处受伤，被卫生员从阵亡人员中抬出。 受伤后肖成佳与六十多名伤员一起向西转移。在一个偏僻小村休息时被马家军骑兵包围。他与战友被俘。1938年初母亲筹集三十块银元将他赎回泰和县老家。此后他与红军队伍完全失去联系。 解放后肖成佳在当地务农。他多次到政府部门登记红军身份，但因战争时期档案散失和缺少书面证明材料，始终未能正式确认。类似情况在当时不少老战士中存在，主要因为长征和西路军作战中资料保存困难。 1979年5月肖成佳从报纸上看到黄火青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消息。他决定前往北京寻求证明。老人从江西泰和出发，携带少量干粮和简单行李，辗转乘车到达北京。他先在检察院门口等待多日。 当天肖成佳看到一辆黑色轿车从院内驶出，便不顾危险冲到车前拦住车辆。车上人员起初不相信他的陈述。他直接喊出我是三号花机关呀这句话。现场人员听到后全部停顿下来。黄火青从车内下来查看情况。 进入办公室后肖成佳提到当年在红九军团宣传队排演《花机关》担任三号主角的情况。黄火青询问是否还记得教过的歌曲。他当场唱起苏联歌曲《杜娘歌》。歌曲旋律和内容让黄火青确认了他的身份。这首歌是黄火青当年亲自教授的。 黄火青听取情况后亲自书写证明材料，详细记录肖成佳在红九军团的宣传工作和作战经历。材料经盖章后生效。他还联系相关老战友核实情况。组织部门根据证明恢复肖成佳红军身份，补办相关待遇手续。 肖成佳返回江西泰和县后，当地政府为他安排老红军相应生活保障。村里干部宣读文件确认他的身份。乡亲们了解到整个过程后，对他的坚持表示认可。他回到自家简朴房屋，继续过着普通农家生活。 肖成佳晚年偶尔回忆当年经历。他表示证明身份不是为了个人待遇，而是希望自己的名字能留在革命历史记录中。许多与他同时期的老战士也通过类似方式找回失联证明。这反映了那个年代档案管理面临的实际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