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画家张大千不顾劝阻，执意选择南渡。他仅有三张飞往台北的军用机票，带着第三任妻子徐雯波和幼女匆匆登机，随身携带了几十幅临摹敦煌的壁画，晚年颠沛流离。 一九四九年的军用机场，风裹着沙子。 张大千一手抱着三岁的小女儿，一手拉着徐雯波，腋下夹着一捆卷得鼓鼓的画轴，是他在敦煌临摹的壁画。口袋里就三张飞往台北的机票，身后站着一屋子没来得及告别的妻儿亲族。张家在四川是望族，此刻这两个字像石头，只能撂在原地。 外界记住的是“南张北齐”的“南张”，记住他泼墨山水。熟人眼里的张大千，更像老派人家出来的长子：兴致高时能喝几杯，见到漂亮女子眼神会多停两秒，说话碎一点，却懂规矩。少年那会儿，他也认真想过只娶一个人过完一生，那个人叫谢舜华，是他的姑表妹，从小一起长大的伴儿。 两人小时候在院子里玩，长大了在书案前抄书，旁人都说是天生一对。他被家里送出去求学时，心里想的是“读完书回来成亲”。再回家的那天，院里挂着白灯笼，长辈说话都压着嗓子。谢舜华已经病逝，连最后一眼也见不上。 他在灵前站了很久，谁劝都不动，心里那根弦断得很干净。 过不了这道坎，他跑到松江的小北庵剃度。主持给他取了个法号，叫“大千”。后来这个名字闯出大名堂，起点却是丧事。家里不愿他真出家，把人拉回俗世，让他担起张家的香火，他索性把“大千”当本名用下去。那一刀切开的少年情事没再提，可心里那道暗痕一直压着。 离庵回家之后，他身边的女人接连登场。 曾庆蓉出身名门，举止端庄，是那种站在厅堂里就让人安心的主妇，把屋里屋外拾掇得有条理。等黄凝素走进来，家里的气氛就不一样了。 黄凝素模样俏，性子利落，和他生了几个孩子，其中就有后来被抱上飞机的张心沛。两人起初也算恩爱，只是张大千的脚步总往外走，画展、应酬一件连一件，家里愈发冷清。一九四七年，黄凝素受够了这种“人还在，心不在”的日子，看上了单位里的一个小职员，提了离婚。 那一年，他没有吵闹，也没有装出一副挽留的样子，只是痛快给出一大笔钱，让她带着走。钱是真金白银，情分从此两清。后来再被人提起，有人说她算是离得体面，也有人摇头，说张大千就是典型的“有情，有钱，难长久”。 家里还有唱大鼓的杨宛君，登台时彩袖一甩，鼓点一响，人就亮起来。他坐在台下看得出神。再往后，就是年纪小一截的徐雯波，说话带点爽利。到了一九四九年登机那天，他伸手去拉的，就是她。 张大千并不是只顾自己快活的人。他心里的老规矩里，“跟了自己的人，吃穿不能差”。离婚的要给钱，留下的要有房有口粮。后来风向越刮越紧，留在内地的家眷虽然没能一起走，却也因为这些安排熬过了最凶的一段，没人被一网打尽，这点连旁观者都承认。 论性格，他是典型的老派士人。年轻时爱国心气不低，对日本侵略咬牙切齿，一辈子不肯学日语，去日本留学宁可带翻译，用中文打交道。对什么“集体主义”的口号，听着就皱眉，觉得那套说法空。他看重的是“人要有自己的主意”，嘴上也不藏。 同一条规矩，他也用在家里。对长辈，他能跪下磕头，对晚辈，眼神一冷就够。张家出来的儿子，既敬也怕这个父亲。内地那边想把他请回去，让他在那边的四个儿子先出面。几个年轻人从内地到香港，心里七上八下。 话才说了几句，气氛就变了。张大千听得脸色发沉，把话放在桌面上，说得脆，他不愿被安排，不愿再回去。四个儿子被他说得抬不起头，只能跪在地上听训。那些关于“回去”的话，全憋回肚子里。等这一场谈话结束，人没有劝回去，反倒是这四个儿子留在了香港，在这座城里扎下根。 至于他自己，脚步一直停不住。香港九龙住过一阵子，在那里和徐雯波又生了个儿子，取名张心印。那里的气候还算合适，他对当地医术又不放心，干脆去了印度，也看过阿根廷、巴西的天，还在美国转了几圈。每到一地，他支起画案，把见过的山河人物往纸上写，再把干透的画卷起来，带去下一站。 晚年，他把家安在台湾，颠沛流离的路算是走到头。偶尔有朋友提起当年那三张机票，提起留在内地的几房妻子和一群儿女，他多半笑一笑，说各有各的活法。 那一捆敦煌壁画，从西北大漠一路跟着他，跟到海峡彼岸，跟到南美、北美，又回到他身边。 画上的飞天没变，画外的人事一轮一轮换。张大千这一生，名气像挂在墙上的匾，谁都看得见；三张机票、几房太太、一群散落各地的儿女，更像他案头那叠起皱的纸，摊开来，有风光，也有折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