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灿荣：当年的对日政策错了，这次我赞成“狠打”！ ... 最近，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金灿荣教授发表了一些关于中日关系和历史问题的观点，引发了广泛讨论。 他明确表示，当年对日本的政策用错了，这次他赞成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这一观点不仅触及了当前的国际局势，也让我们不得不回望历史，重新审视那段沉重的过去。 金灿荣教授认为，回顾历史，我们在对待日本的问题上，某种程度上显得过于仁慈和软弱。他特别提到了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在东北的统治。 张作霖作为一代枭雄，苦心经营，建立了当时全国规模较大、设备较先进的沈阳兵工厂。 这个兵工厂能制造步枪、机枪、火炮、炮弹等武器，为东北军提供了重要的装备支撑，也让东北军成为当时中国装备精良、实力较强的地方武装力量。 然而，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面对日本关东军的悍然入侵，时任东北军最高统帅的张学良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导致东北军大部不战而退，沈阳兵工厂等大量军事工业设施和战略物资被日军轻易占领。 这些先进的设备、堆积如山的武器弹药，迅速被日本侵略者转化为侵华的战争机器，为后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金灿荣教授分析指出，张学良在这场民族灾难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不仅丢失了国土，更将父亲留下的国防力量白白让给了敌人。 而这份历史悲剧的酿成，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多方责任叠加的结果，蒋介石、张学良以及东北军高层，都需为这一结局承担相应责任。 那段沉重的过去蒋介石和张学良各负40%责任，东北军高层集体负20%责任。 蒋介石的责任在于他当时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他的工作重心是集中力量“剿共”，对日本的侵略野心缺乏清醒的认识和坚决的抵抗意志。 在九一八事变前夕，蒋介石多次电令张学良避免与日军冲突，寄希望于国际联盟（国联）的调停和所谓的“国际公理”。 这种依赖外部力量、不敢主动抵抗的软弱态度，直接导致了在关键时刻中央政府没有给东北军下达死守抵抗的命令，也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军事援助和战略支持。 张学良的责任则在于他虽然手握重兵，却缺乏与侵略者决一死战的决心。他或许担心一旦与日军开战，自己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最终变成“光杆司令”。 同时，他也和蒋介石一样，对国联的干预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正是这种犹豫不决和错误判断，使得他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做出了“不抵抗”的决定，将大好河山和战略资源拱手让人。 当时的东北军高层将领们，他们在东北经营多年，生活优渥，拥有大量的财富和家庭，很多人已经失去了军人应有的血性和战斗意志，不愿意为了抵抗侵略而牺牲自己的利益和家产，更不愿意与日军拼死一搏。 这段惨痛的历史教训，深刻警醒着我们：国家安全和民族尊严，绝不能建立在对他人的幻想之上。 还有之前，中国大疆曾遭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以“国家安全”为由打压，被列入管制清单、禁止新型号销售。 但大疆没有被动妥协，而是通过法律诉讼和过硬的技术实力赢得支持，最终迫使美方让步，用实力打破封锁。 再有中国半导体领域，曾遭遇部分西方国家联合实施的设备、技术出口限制，发展路径被试图切断。 我们没有退缩，而是加大自主研发、扶持本土企业，在关键环节持续突破，逐步打破技术垄断，实现了从被动受限到主动突围的转变。 历史的教训不容遗忘，现实的挑战更需勇敢直面。从当年的“不抵抗”到如今的“坚决反制”，这一转变，不仅彰显了中国国力和国际地位的巨大提升，更体现出我们国家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愈发成熟、自信与果断。 我们从不主动挑起争端，但在核心利益面前，绝不会有任何妥协和退让——这既是对历史的深刻反思，更是对未来的坚定宣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