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不怕中国有导弹，也不怕中国的核武器，甚至不怕中国的稀土制裁，他们害怕就是派往中国的间谍被中国连根拔起。 在中日博弈里，导弹部署、核力量对比和稀土出口管制这些表面压力，日本都能找到缓冲办法。可一旦派往中国的相关人员被集中处理，情报网络出现大面积中断，东京的决策基础就摇晃起来。这种隐形风险，比任何看得见的对抗都更让日本感到不安。 日本面对中国导弹系统时，可以利用卫星图像和公开渠道掌握部署位置与参数数据。防卫部门据此制定反导系统建设计划，调整军费分配，并依托美日同盟强化安全安排。这种可见军事压力有明确应对路径。核武器力量水平同样处于共享情报评估范围，相关威慑策略已有固定框架。这些领域的问题属于可预测范畴。 稀土领域中国供应占优。日本企业通过与澳大利亚等国签订长期采购协议，增加替代货源。同时投入资金开发回收技术和优化产业链条。这些举措让日本在短期供应波动后逐步降低依赖度。资源制约虽然带来成本上升，但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和市场多元化逐步缓解。 情报获取与上述领域不同。它高度隐蔽，依托长期人员流动和信任关系维持。日本在华相关人士在各类场合记录政策动向，传递给东京分析部门。一旦这些人士面临处理，整条网络就失去连续性。决策时缺少第一手数据，只能更多依赖外部提供，自主空间受到压缩。 铃木英司2016年7月15日在北京完成活动后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带走。他被置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7个月，2017年2月16日正式逮捕并移送看守所。2019年法院认定其行为违反反间谍法，判处有期徒刑6年并罚款5万元人民币。他在服刑地点度过剩余刑期。 2022年10月11日刑期届满，铃木英司返回日本。他是17名类似案件中唯一公开经历的当事人。回国后他出版书籍记录整个过程，指出日本情报机构接触增加了风险。日本社会因此注意到在华活动的不确定性上升。中国加强反间谍措施后，日本企业评估在华人员派遣风险。部分公司减少长期驻派规模，转向短期业务模式。这些调整反映出情报网络稳定性下降带来的连锁影响。日本政府在公开层面保持低调，但内部加大情报体系建设和法律完善力度。 情报损失不同于军事或资源压力。它无法通过短期技术投入快速弥补。重建联系需要重新建立信任，耗时耗力。日本决策依赖准确信息支撑，对政策走向和内部变化的把握准确度直接决定行动成败。这些案例说明中日关系中情报因素的特殊地位。日本担心失去在华信息来源，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判断的全面性和及时性。在可见威胁可通过联盟和技术应对时，看不见的情报缺口成为最难处理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