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5年，雍正突然去世，享年58岁。25岁的乾隆听到圣旨，跪倒在地，放声大哭。没有人能阻止他。没想到，他即位三天后所做的一切，都打在了父亲雍正的脸上。 根据《张廷玉年谱》里的实诚记录，乾隆当时真的就像个失去父亲的无助孩童，怎么劝都停不下来。大臣们只能齐刷刷地跪在地上跟着磕头，苦苦哀求他保重龙体。直到眼泪实在流干了，他才勉强站起身来接纳众人的朝拜。那种要把心肝肺都哭出来的架势，任谁看了都得说一句：这真是孝顺到了骨子里。 仅仅过了三天，现实的宫廷就不允许任何人继续沉浸在悲痛中了。雍正刚下葬不久，还沉浸在“大孝子”人设里的乾隆，立刻下发了一道让所有人头皮发麻的圣旨：把宫里所有的道士，统统卷铺盖赶走！ 要知道，雍正晚年对炼丹修仙痴迷到了极点。为了维持那种高强度、一天只睡四个小时的极端工作状态，雍正把贾士芳、娄近垣等道士奉为座上宾。就在他暴毙前短短的14天，圆明园里还秘密运进去了整整200斤黑铅。 这种包含铅、水银和朱砂的所谓“仙丹”，简直就是成批制造的重金属毒药。 乾隆这道圣旨下得极其巧妙。他一边赶人，一边还特意向全天下发声明，大意是讲：我爹养着这帮人纯粹图个乐子，他老人家可绝对没吃过一颗丹药！这话听着像是在维护父亲的体面，实则起到了“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奇效。这等于变相告诉天下人，先皇的死因极其尴尬，咱们得赶紧毁尸灭迹，把这起严重的医疗事故给彻底掩盖过去。这一巴掌，直接打碎了雍正苦心经营的明君滤镜。 紧接着，第二记重拳又落了下来。雍正当年因为得位不正，心里极度缺乏安全感，特别喜欢底下人给他报祥瑞。什么五彩祥云、双黄蛋，只要是吉兆，统统往上递。甚至有云南的官员为了升官发财，弄来一株双头稻谷，硬夸这是“皇上圣德感召”。 乾隆一上台，直接把桌子掀了。他明令禁止各地再搞这种虚头巴脑的把戏，谁敢再拿祥瑞说事，立马严惩不贷。这就把雍正那套粉饰太平的遮羞布给无情地扯了下来，让那些靠溜须拍马博上位的官员彻底傻了眼。 如果说前面两件事还只是在小范围试探，那接下来这手操作，可谓是彻底颠覆了雍正的政治基本盘。 当年那场惨烈的九子夺嫡，给雍正留下了严重的心理阴影。他上位后，对昔日的政敌兄弟痛下杀手。八阿哥允禩、九阿哥允禟被折磨致死，连名字都被改成了满语里的“猪狗”，后代更是被无情地开除宗籍。 乾隆倒好，屁股还没坐热，就大笔一挥，把这两位皇叔的后代重新认祖归宗，名字也改了回来。不仅如此，他还把当年让雍正无比头疼的十四阿哥胤禵给放了出来，赏赐了豪宅和养老金，安排得明明白白。 乾隆给出的理由更是绝妙，他说老爹当年做出这些决定，全是被底下那帮坏心眼的大臣给忽悠了，根本没体现老爹的本意。这招“甩锅大法”用得炉火纯青。满朝文武表面上山呼万岁，心里都清楚，新皇帝这是在全盘否定先皇的铁血手段，打算走一条截然相反的宽仁路线。清宫里的一家子，一夜之间又和和气气地抱在了一起。 在治理国家的具体政策上，乾隆同样毫不手软地按下了撤回键。雍正生前是个极度务实的“头号卷王”，大力推行开垦荒地，甚至把开垦面积直接跟地方官的政绩挂钩。这就导致了一个致命的问题：为了完成指标，底下的人开始疯狂造假。 乾隆洞察到了这里的猫腻，一声令下，立刻叫停了这项考核。他派人去地方上重新丈量，把那些虚数全部挤干水分。这一手操作，让无数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底层农夫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民间纷纷传颂新皇帝的恩德，老百姓在茶馆里直夸这皇帝是“好人家孩子”，可这赞誉背后，恰恰衬托出了雍正朝政策的严苛与僵化。 咱们把这些事情串起来看，乾隆在短短时间内做出的这一系列颠覆性决策，到底出于什么心理？他表面上哭得死去活来，标榜自己是个绝世大孝子，可落实到行动上，却把老爹的政治遗产砸了个稀巴烂。 这里面隐藏着极深的隔代心理学渊源。乾隆从小被康熙皇帝带在身边，享受过康熙亲自喂药、端茶倒水的那种纯粹的“隔代亲”。在他心里，那个宽厚仁慈、讲究排场的爷爷，才是他真正崇拜的偶像。相比之下，他跟那位一天到晚板着脸、手段极其狠辣的父亲之间，总感觉隔着一层厚厚的坚冰，干活时总像个受气的小媳妇。 用现代心理学的话来讲，过度压抑的环境往往会催生出最强烈的逆反心理。乾隆的这些“打脸”行为，恰恰是一种极其高级的政治叛逆。他披着孝道和宽仁的华丽外衣，用行动表达着深深的“不服”。他向全天下宣告：属于那个严苛恐惧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大清帝国现在是我弘历的舞台。 雍正用十三年透支生命的疯狂工作，硬生生把亏空的国库填满了3500万两白银，给儿子打下了一个坚不可摧的盛世地基。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尸骨未寒，儿子就用最雷厉风行的方式，把他的个人印记抹除得干干净净。那些权力巅峰的亲子关系里，往往掺杂着说不清道不明的算计与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