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军统女特工王宝云被绑在老虎凳上，已经加到第三块砖，她疼得大汗淋漓。日本宪兵还不罢手，又加上了第四块砖，坐老虎凳，大多数人的极限就是四块砖，王宝云昏死过去。 那时候的王宝云才二十四岁，家里是河北农村的，爹妈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她十六岁那年，村里来了军统的招兵队，说是要找机灵的姑娘学本事，将来干大事。她瞒着家里报了名，进了训练班，学发报、学密语、学怎么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藏情报。三年下来，她成了小组里的骨干，负责跟华北地区的地下党联络，把日军调动的情报及时送出去。 1940年的春天，她在北平城里的一个茶馆接头，刚把情报塞进墙缝，就被埋伏的日本宪兵按住了。抓进去之后，审讯室就在东城宪兵队的地下室，墙上挂着沾血的皮鞭，地上淌着不知是谁的血水。日本人先是哄她，说只要说出上线是谁，就放她回家，还给大洋。她咬着牙摇头，日本人没了耐心，把她绑上了老虎凳。 老虎凳这东西，看着简单，四条腿的长凳，膝盖绑紧，脚下垫砖。一块砖下去，膝盖骨就开始往下坠；两块砖，韧带拉得生疼；三块砖，很多人已经喊不出声。王宝云的汗顺着下巴滴在地上，浸湿了一小块青砖。旁边的翻译官还在催：“说不说？说了就不疼了。”她盯着头顶那盏昏黄的灯泡，想起训练班里教官说的话——“疼的时候别想别的，就想你要做的事。”她要做的，是把情报送出去，让前线的部队少流血。 第四块砖压上去的时候，她的膝盖发出一声闷响，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醒过来的时候，人躺在牢房的稻草堆上，腿肿得像发面馒头，动一下就钻心的疼。狱友给她喂了半碗凉水，她缓了半天，才想起昏迷前的事。日本人没得到想要的东西，第二天又提审她，换了种刑具，用竹签钉手指。她疼得浑身发抖，却始终没吐半个字。 其实那时候，她的上线已经被捕了，整个小组几乎全军覆没。她就算说了，也救不了别人，反而会让更多的同志暴露。她知道，自己的坚持不是为了自己活，是为了那些还在外面跑情报、炸铁路的战友。后来听逃出来的狱友说，日本宪兵队见她实在撬不开嘴，打算把她转到关东军的监狱去，路上找个机会灭口。幸亏军统提前安排了劫狱，趁着夜色把她从囚车里抢了出来。 伤好后，她没再上前线，去了重庆的训练基地当教员。她说，见过老虎凳的样子，才知道该怎么教新学员扛刑讯。那些年轻的姑娘问她怕不怕，她摸着自己的旧伤疤说：“怕也没用，你得想着，你多撑一分钟，前线就能多一分赢的机会。” 有人说，王宝云的坚持没意义，因为最后抗战胜利了，当年的情报好像也没起到多大作用。可战争哪是靠某一份情报赢的？是靠无数个像王宝云这样的人，在老虎凳上昏死过去，在竹签下咬碎牙齿，把一个个情报拼起来，才让前线的部队避开陷阱、找到敌人的弱点。她的疼，不是白受的。 现在回头看那段历史，总有人爱说“如果当时妥协了会怎样”。可妥协的代价是什么？是更多同志被捕，是情报网被摧毁，是前线战士用更多血换来的胜利。王宝云昏死在老虎凳上的那一刻，她不是一个人，是所有不肯低头的中国人的缩影。那些疼，那些血，那些不肯说的秘密，凑在一起，就是抗战到底的底气。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