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不恨美国，不恨日本，就连被殖民几十年的法国也不恨，唯独就是恨中国！其实，答案很简单，核心就是中国没让越南实现统一中南半岛的野心，而越南始终认为，那是它唯一的机会，毕竟翻看历史，中华帝国历朝历代，从来都不会让中南半岛实现统一。 2026年在河内街头走一圈，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这座城市的气质越来越“国际化”。 路上跑得最多的还是日系摩托车，写字楼里不少是外资公司，年轻白领下班去咖啡馆，点一杯滴漏咖啡，聊的是去欧洲哪里玩、哪个品牌又出了新款。 你如果只看这些日常消费和生活方式，会觉得越南，好像已经把和西方的历史恩怨放在一边了，殖民时代的压迫、战争的创伤、那些沉重的记忆，像是被主动按下了静音键。 但这种“翻篇”更多是一种现实选择，不代表情绪真的消失了，越南社会里，确实存在一种很明显的分层：对外资、对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可以热情拥抱，因为那和就业机会、技术、订单、收入直接相关。 可一旦把话题往北边拐，尤其涉及国家安全、边界、海上争议、历史叙事，语气和氛围就会立刻变得紧绷。 不是每个人都会在公开场合说得很激烈，但那种防备感会明显上来，像是平时藏在日常之下的底色。 这种底色从哪来？很大一部分跟越南国家认同的形成方式有关，越南历史上，长期处在一个不太对称的地缘环境里：北边是体量更大、文明更成熟、人口更密集的邻国，南边是更容易扩张的空间。 于是越南早期的国家建构，一方面要强调“我们不是北方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在地理上不断往南推进，把生存空间一点点拉开。 “南进”，其实就是这种长期结构下形成的历史路线：越南在不同朝代、不同阶段通过移民、战争和行政整合向南延伸，这个过程在越南本国史叙事里非常重要，它既是扩张史，也是国家形成史。 到了近代殖民时代，法国对印度支那的统治方式，又给越南精英阶层，提供了一种特殊的“位置感”。 殖民体系里为了管理便利，确实会培养地方代理人，行政、教育、军警体系都可能出现“本地人被提拔、参与管理邻近地区”的情况。 这类经历很容易强化一种错觉：越南似乎天然处在中南半岛的“枢纽”位置，可以对周边施加影响。哪怕殖民统治本质上是压迫，精英层也可能在权力运行中，形成新的地缘想象。 越南在冷战后期的地区战略冲动，放在这个背景里就更容易理解，1975年统一后，越南确实进入过一段自信膨胀的时期：战争胜利带来的士气、军队规模、以及外部支持，使得河内在区域内更敢出手。 1978年底越军进入柬埔寨、随后对老挝影响加深，这些动作在当时的越南战略盘算里，并不只是“安全缓冲”，也带有强烈的地区主导意味。 那段时间，越南对自身角色的定位明显上扬，甚至产生了“可以塑造中南半岛格局”的预期。 而1979年的边境战争，以及之后长期的边境对峙，对越南的打击，不止是军事层面，更是战略层面：它把越南从“能向外扩张”的状态，拉回到“必须把大量资源用于防御与消耗”的状态。 对一个资源有限、经济底子薄的国家来说，这类长期消耗的代价很高——军费、动员、物资、交通和边境地区治理都会被拖住，经济改革的窗口也会被挤压。 当周边国家，开始更快融入国际贸易和产业链时，越南在相当长时间里把精力和资源，锁在安全对抗上，发展节奏被打乱。 也正因如此，越南社会里对北方的情绪往往更复杂：一方面地缘现实，决定了它不可能真的脱离北方影响，贸易、产业链、地理位置都摆在那里。 另一方面，它又很难把曾经的战略挫败，完全“处理掉”，这种心理并不一定表现为持续的公开仇恨，更常见的形式是长期的警惕、敏感和对“被控制”的担忧。 对外资、对美日法可以务实合作，因为那被视为“引入资源”；但对北方则更容易上升为“结构性压力”，不只是赚钱的问题，还牵涉国家安全与身份认同。 越南会在经济上，尽量吸收外部资本和技术，在外交上维持多边平衡；但同时在安全叙事和历史叙事上保留对北方的防备，以此维持内部凝聚力、争取更大回旋空间。 它不是简单的“亲西方、恨中国”二分，而是一种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组合策略，只是这种策略在舆论层面，往往会被放大成更情绪化的表达。 至于“敢不敢造次”，这就回到实力结构，现实里很多中小国家的对外态度，最终还是会被力量对比约束：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完全取决于情绪，而是取决于承受后果的能力。 越南的政策层面，通常会比民间话语更谨慎，因为他们必须计算风险边界：一旦越界，经济和安全成本都会很快显现。 越南今天的对外姿态看上去开放、务实，甚至有一种“和西方握手言和”的外观；但它对北方的敏感和戒心，仍然是国家叙事的一部分。 这种情绪既来自历史经验，也来自现实结构，它未必天天表现在大街上，但在关键议题上会随时被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