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海波：农村年味变淡已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任其发展，这种淡化趋势可能还将持续。这是多层结构及其意义变迁所共同决定的。对其唱起悲歌，既无法阻挡年味变淡的进程，也不可能让往日的浓味回归。 当前更为重要的，是从已然变化的结构出发，主动帮助各类主体建构出新的意义，对年味进行重新定义与发展，让留守乡村的村民与进城定居者都能找到新的参与方式，度过富有意义的春节，从而填补传统年味变淡留下的意义空白，丰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从近些年的实践来看，我们已能看到一些顺应大变局的积极探索。 近年来，国家从宏观层面不断动员游子返乡过年，倡导让家庭团圆、过好中国年，继续发挥家庭在养老、团结、互助等方面的治理功能。这很重要，需要持续推动。但也应看到，越来越多的游子将不再返乡过年；即便返乡，也越来越少走亲戚、与村民互动。 因此，国家和社会也需要将更多注意力转向留守村民——他们才是村社的真正主体。应从村社内部入手，组织他们过好新年。例如，正月初二城居者返城之后，可以组织留守村民开展一些春节活动，如包饺子、唱大戏、跳秧歌舞等；也可组织村民相互拜年，特别是组织党员志愿者给高龄村民拜年。从多个层面为留守村民制造年味，让他们同样获得过年的实质意义。 在农村组织过年，还需要具备超越村社时空的思维。 2026年1月11日，重庆合川网友“呆呆”在网上摇网友来按猪，结果聚集了上千网友，连续办了好几天的“刨猪宴”。 在现代交通和网络信息交流高度发达的当下，时空被极大压缩；加之长期网购、在线办公等交流方式的普及，陌生人之间的交往逐渐常态化，心理距离日渐缩短，相互信任度不断增强。大家成了“熟悉的陌生人”，也可视作“陌生的熟人”。在这种交往结构下，村社完全可以借鉴“呆呆”的“刨猪宴”经验，挖掘本地民俗年俗，尝试以多种方式吸引全国各地的陌生人下乡进村过年，既为这些陌生人提供乡村年味体验，也为村社内部主体增添过年的氛围。 可能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需要引起注意，就是如何营造城市过年的意义。 随着时间推移，城乡代际分工模式将逐步向单一的城市务工模式转变——主要是农村老年人离世后，外出进城务工者大多会选择在务工地过年。这已不是稀见现象。我近年在江苏、上海、广东等沿海地区调研发现，当地务工者大多就地过年。今年，笔者也有亲友在广东过年。在市县层面，还有不少城居者将农村的父母亲戚接进城市过年。也就是说，春节期间，城市不再是空城，而是将有越来越多的各类主体留下过年，他们同样需要过一个有意义的年。 从常规策略来看，可以延长博物馆、科技馆、动物园、植物园、公园等免费公共空间的开放时间；可以完善配套餐饮服务——我今年跑了几个城市，发现中午晚上各用餐点都挤得满满的，找地方吃饭颇为困难；可以结合各地历史特色开展民俗活动，如南方的游神；还可以在来自同一地方的务工者聚集地，组织“母地”民俗文化活动，等等。 此外，随着生活富裕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春节期间外出旅游。我今年也想外出转转，在网上搜索发现各大旅游景点人潮汹涌，好不容易抢到一个景点门票，驱车七八百里，还在附近城市住了一夜，结果第二天因景区超员而无法进入。这也提示我们，需要从各方面统筹协调，切实提升春节旅游服务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