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在忆苦思甜大会上，贫农卢兆东痛斥家史：“俺家三代讨饭，三辈没媳妇，三辈子孩子没有娘，爷爷捡了俺爸爸，俺爸爸又捡了俺，俺这三十岁了至今还是个光棍……” 这话一出，台下哭成一片。不是装哭，是真哭。老大娘们用袖口抹着眼角，老爷们儿闷着头抽旱烟，眼圈也红了。主持会议的主任领着喊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喊得震天响。 卢兆东站在台上，粗布褂子打着补丁，黝黑的脸上分不清是汗还是泪。他其实不太会讲话，这几句话翻来覆去说了好几遍，最后被人扶下台，蹲在墙角猛抽烟袋锅子。 那时候我在台下坐着，是刚下乡不久的知青，十六七岁，啥也不懂，就觉得新鲜。等散会了，我跟几个知青议论，说这卢大哥怪可怜的。村里人听了直摇头，说你们娃娃懂个啥，他家的事儿，不是光可怜那么简单。 后来日子长了，才慢慢咂摸出味儿来。 卢兆东他爹，也就是那个被爷爷捡来的孩子，小时候跟着爷爷从山东逃荒过来，走到这个村子，爷爷饿死了，他被好心人收养，算是扎了根。可扎根归扎根，穷根儿没断。他爹长大成人后，给地主扛活，累死累活攒了几年，才在三十好几娶了个逃荒来的寡妇。寡妇带来个孩子，就是卢兆东。没两年，寡妇病死了。他爹又当爹又当妈把孩子拉扯大，临死前拉着卢兆东的手说：“咱家穷，娶媳妇难，可再难也得成个家，别让咱家断了香火。” 卢兆东点头答应，可答应归答应，现实归现实。 那时候农村穷成啥样？我亲眼见过。一个壮劳力干一天工分，年底分红能分个几十块就算好年景。娶个媳妇呢？少说也得几百块彩礼，还得有房有粮。卢兆东家就两间土坯房，漏风漏雨，屋里除了一个土炕、一口破锅，啥也没有。谁家姑娘愿意跳这个火坑？ 更要命的是成分。卢兆东家三代贫农，根正苗红，按理说是“依靠对象”。可这“根正苗红”在娶媳妇这事儿上，顶不了饭吃。那时候姑娘们找婆家，嘴上说要找贫下中农，实际上眼睛盯着的是那些家里劳力多、工分高、房子好的。卢兆东要啥没啥，人又老实巴交，不会来事儿，见了姑娘就脸红，更没人给说媒了。 我听说过一件事。有一年，邻村有个寡妇带着孩子，想找个人家。有人给卢兆东牵线，两人见了面，本来有戏。可那寡妇的娘家兄弟跑来一看，说这穷得叮当响，我姐过来喝西北风啊？硬是把人拽走了。卢兆东送了几步，回来蹲在门槛上抽了一宿的烟，第二天照样下地干活，啥也没说。 有人可能会问，那时候不是有“光棍村”的说法吗？确实是。我们公社几个大队，光棍一抓一大把。有的村三十岁以上的光棍能凑一桌。原因很多，穷是根本，还有一个女人少。那时候农村重男轻女，女娃要么生下来溺了，要么养不大，等到了婚嫁年龄，适龄姑娘比小伙子少一大截。狼多肉少，条件差的自然就被剩下了。 卢兆东不光条件差，还摊上个“成分好”的包袱。成分好，意味着你要带头吃苦，不能有私心杂念。有一年大队搞互助，想帮他张罗点副业，养几只鸡、种点菜，攒点钱好娶媳妇。结果上面来人检查，说这是“资本主义尾巴”，给掐了。卢兆东也不吭声，该干活干活，该开会开会。 我离开那个村子的时候，卢兆东还是光棍。后来听说，他四十岁那年，终于娶了个四川来的女人，那女人是被人贩子拐来的，跑了两次没跑掉，最后认命了，跟卢兆东过了几年，还生了孩子。再后来，听说那女人还是跑了，扔下孩子，卢兆东又当爹又当妈，重复了他爹的老路。 有时候想起他在忆苦思甜大会上那几句话，心里不是滋味。“三代讨饭，三辈没媳妇，三辈子孩子没有娘”这话听着像忆苦，可仔细想想，他忆的哪只是旧社会的苦？新社会都二十多年了，他的苦，好像也没断过。 当然，那时候的人不会这么想。那时候讲的是阶级苦、血泪仇，个人的苦得放在集体的苦难里才算数。卢兆东的遭遇，被当作旧社会遗留的“苦根”，新社会正在慢慢割。可这“慢慢”，对一个具体的人来说，就是一辈子。 我不是说那个时代一无是处。那时候确实在变，土地改革、集体化、兴修水利、扫除文盲，很多事都在往前推。可有些东西，推得慢。比如贫穷，比如愚昧，比如一个光棍的孤独。这些东西不会因为开几次忆苦思甜大会就消失，不会因为喊几声口号就解决。它们像野草，长在土地上，一年又一年。 卢兆东后来怎样了，我没再打听。只是偶尔想起他站在台上的样子，黑瘦，驼背，眼睛里没啥光彩，像一头老牛，拉着看不见的犁，一步，一步，往前走。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