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程子华和郑位三亲自率领红25军从鄂豫皖苏区撤退，但没想到狡猾的敌军却布下了“铁桶阵”，千钧一发之际，一个卖货郎站出来说：“放心，我准能带你们脱险。” 一九三四年冬天，皖西的风刮在脸上像刀子。 红二十五军临时扎在光山县花山寨，帐篷一排排搭着，军部心里清楚，东北军十六个师正在往这边收拢，保安团、民团跟着围过来。张学良在那头拍着胸脯，说三个月要把鄂豫皖苏区“扫干净”，封锁线一圈圈画在地图上，像一口铁桶扣在大别山上。 这时候，程子华带着中央、带着周恩来的“战略转移”指示进山，话不绕弯：根据地守不住了，要成建制北上，不再是从一条山沟挪到另一条山沟，而是离开老根据地。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一日，花山寨开紧急会议，先把班子排好：军长由程子华担任，徐海东退半步做副军长，吴焕先继续任政委，戴季英当参谋长，郑位三抓政治部。师一级统统撤销，军部直接带二二三、二二四、二二五三个团，再配一个手枪团，架子一下收紧。 留给大家收拾的时间只有四天。 谁能跟着走，谁要交给哪村托付；枪支弹药能集中多少；粮食、盐巴起码拿到哪一段；宣传口子统一成“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让战士知道这不是逃命。 到了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准备差不多了，队伍从花山寨拔营出发，扛着那面新旗子往封锁线扎过去，没人多讲道理，都明白这一步是在铁桶上捅一个洞。 要说这一步有多难，得把日子往前翻。 红二十五军从鄂东北往回转的时候，半路被敌人冷不丁截了一刀，队伍被打成两截。 一支由沈泽民带回黄安，继续在老地盘上斗争。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他在天台山病逝，人走得早，担子还压在肩上，这支人马一下少了顶梁柱。 另一支由徐海东带着，只收拢了几百人退到皖西北，连个整团都不够，他干脆把这点人改编成八十四师，先把牌子竖起来。 皖西北特委书记郭述申手里有一支八十二师，是地方游击队，常年在大别山一带周旋。几回碰头之后，大家心里有数，散着干熬不长久。 一九三三年十月，两支人马合在一起，重新挂出“红二十八军”的牌子，这是第二次组建，徐海东当军长，郭述申当政委，总共两千来人。番号是响亮了，日子却还是苦，战士住草棚、钻山洞，饿急了剥树皮、挖草根，有老乡愿意分一碗红薯汤，就算遇上大善人。 在这样的日子里，红二十八军一点点把皖西北的山梁、小路摸熟。 一九三四年三月，葛藤山一仗打得狠，徐海东掐准敌人行军路线，把部队埋在山坳里，一口气收拾掉国民党军两个团，战士边收缴子弹边往嘴里塞干粮，难得吃了几顿饱饭。 可仗刚打出点起色，一九三四年四月，东北军十六个师就压上皖西，封锁线画得更密。 四月十六日，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在商城会合，两支被打散过的队伍又抱在一起，重新挂回“红二十五军”的番号，这是第四次组建，三千多人排在山坡下，军长还是徐海东，政委换成吴焕先。兵一多，目标就更显眼，谁都清楚，接下来已经不是在一个山沟里和敌人拉扯了。 东北军那边话说得响，真打起来却有点别扭，离家太远，方言听不利索，行军、筹粮、打听路都得仰仗地方势力，枪多，脚下却虚。 队伍在这地界，就像低风里的火种，有时候被踩得不见了，等敌人一松劲，又从别处冒出来。 很多西北军、东北军的将领，几年后选择起义，心里那股落差，就是在一次次这样的围剿中积出来的。 郭述申在这一串经历里，很容易让人多看一眼。 鄂豫皖根据地刚立起来时，他是一把手，后来那些戴元帅、上将军衔的人，当年不少都在他手下听招呼。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做到的也就是副省级，很多人替他叹气，说“什么人什么命”，也算是那一代地方干部的缩影。 花山寨会议那几天，高敬亭还在皖西一带转，没赶到会场，只收到军部一封信，大意就是留下，坚持斗争，保卫苏区。他看完信折好揣进怀里，带着身边那点人继续在大别山打转，重建红二十八军，又硬扛了三年游击战。 新四军成立时，这支队伍改编为第四支队，番号变了，人还在。 后来因为复杂的原因，高敬亭被错杀，是项，是叶，众说纷纭，这一笔到现在也没完全说清。 再把目光挪回那口“铁桶”。外头人看，东北军十六个师加地方武装，把道路、关隘卡得死死的，红二十五军似乎只剩硬撞一条路。可在山里住久的乡亲眼里，山路从来不止地图上那几条。 那几年，鄂豫皖一带老乡爱讲一个说法，说部队突围的时候，前头常走着一个挑担的卖货郎，肩上的扁担轻轻一歪，队伍就顺着岔路溜进山坳。 别人看见的是卖盐卖布的小贩，知道内情的人明白，那是给红军带路的人。 队伍出了皖西，没有再回头。 一路北上，在鄂豫陕边打下新的根据地.一九三五年七月，又向西走，进了甘肃，拖住一部分敌军，好让第一方面军、第四方面军顺利北上。 一九三五年九月，这支从大别山闯出来的队伍抵达陕北，同当地红军合编成十五军团，对他们来说，长征这条大路算是先走到了头，后来的一切变化，都可以从这支队伍走出铁桶那一刻慢慢往回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