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鑫珊：劳动锻炼是否是知识分子改造的根本道路

反右前，北大学生也下乡劳动。反右后，下乡劳动就更频繁，而且性质有些不一样：带有惩罚色彩。

北京十三陵水库和密云水库都有我们洒下的汗水。劳动强度特别大，住帐篷，吃窝窝头和咸菜。白饭和馒头的比例较小。

6年北大时期，我跟随班级下乡劳动（每个学期都有一定的天数），足迹遍及北京的不少郊县。课堂学习时间减少了，直接接触大自然的机会多了，毕竟也是件好事。

不过政治学习、讨论却浪费了我的许多青春岁月，内心抵触情绪很大。比如劳动之余，晚7点到9点是班级分组学习。讨论题目是：

为什么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两面性？

在脱胎换骨的艰苦过程中，体力劳动为什么是必要的？

为什么强调学生“要在劳动中毕业”？

为什么强调学生要拜农民做老师，把农村当作课堂？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该如何去看待上述问题呢？首先我不赞成当年学生下乡参加体力劳动的大前提：带有强迫、监督和惩罚的性质，因为劳动锻炼才是知识分子改造的根本道路。

如果是在一种自由、宽松、自愿自觉的心态和氛围中去乡下，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那情况会是另一个样子。这对文科学生的成长是有益的。（不过劳动时间不必过长）

其实1993年我在德国一有机会就同德国农民交谈，拉家常，了解他们的情况。9月，我出于自愿，参加一户农民收割甜菜的田间劳动。其实他一年大半时间是干别的工作。农活成了他的副业。农忙时，他才请三四个来自波兰的临时工作为帮手。作为对我的报酬，我只要求在他家吃一顿正宗的德国农家饭。在他家，我读到一份《农民报》。有个标题给了我难忘印象：“农民的贫困是整个民族的不幸！”

这是古今一句至理名言，同样适合中国。农民是国家、社会的基础。农民负担过重，民不聊生，社会能长治久安吗？

中国农民如果生活不下去，大城市能夜夜卡拉ＯＫ？朱元璋的话是对的：“民急则乱”。这也是当代中国最大问题。

注：赵鑫珊，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德国文学语言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