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风趣幽默，晚年有时就像一个“老顽童”。 那年，会见菲律宾第一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握手时，毛主席突然来了一个西方的“吻手礼”，伊梅尔达激动地连忙说：主席，我非常荣幸…” 长沙那一面，一想起就会笑。 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的夫人伊梅尔达来华，为丈夫的访问打前站，心里装着安排和文件。推门进去，对面那位中国老人，头发花白，身子坐得直，伸手同她问好，手刚握住，又轻轻托起她的手背，俯身一吻。伊梅尔达愣了一下，脸微红，脱口一句：“主席，非常荣幸。”屋里的人互相看了一眼，都明白过来：这位平常不爱摆排场的老人，礼仪门道清楚，只是不愿到处显摆。 规矩懂得透，脾气又倔，这在毛主席身上常能看见。穿衣先不按常规。新中国立起来那几年，身边工作人员希望国家领袖见外宾时体面些，劝他换掉那条磨得发白、屁股上打着补丁的旧裤子。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四日，会见英国工党领袖、前首相艾德礼之前，众人看着那条裤子皱眉，说再穿出去面子不好看。毛主席只抛下一句：“不要紧，谁看后面。”转身就上场。 外国客人见到的，就是那条补丁裤，加上一件灰色中山装，说话、握手、合影，一样不少。 灰色中山装背后也藏着讲究。红都服装店的师傅被叫进来，围着毛主席量身，比画领口和肩线，把领子做得比普通款略低，领尖更阔更长。衣服做好，毛主席穿起来顺眼，后来这种样式被叫成“毛式服装”。颜色只用灰，从中灰到深灰随季节换，远看不起眼，近看干净利落。别人为场合打扮，他更像是让自己舒服点。 鞋这一头故事也不少。 西方礼宾里，重要场合爱用黑色服装配黑色薄硬底尖头皮鞋。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央人民政府典礼局张罗着，准备给毛主席做一双这样的皮鞋。鞋还在打样，他已经摆手，说穿着别扭，又笑着说，外宾要见的是毛泽东，不是来验鞋。话说得轻松，立场一点不软：规矩可以讲，人不能被规矩捆住脚。 一九五六年，中南海勤政殿有一出小插曲。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来访，毛主席脚上是一双棕色皮鞋。罗瑞卿看在眼里，小声提醒：“主席，要不要换一双黑的？”毛主席反问：“为什么？”罗瑞卿提起“国际惯例”，刚说出几个字，就被截住，中国人出门，按中国人的习惯穿衣。棕鞋照穿，苏加诺谈得很融洽。对毛主席来说，尊重不在鞋尖颜色，在对面椅子上坐着的人能不能被当作平等的客人。 日常生活里，他更看重自在。中南海里走动，常是布鞋、拖鞋随脚一套。年纪上来，上外事场合，一样不愿让脚被硬皮鞋箍住。一九七二年二月，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镜头扫进那间书房，沙发上两个人，中间一张茶几，往下一看，毛主席脚上是一双圆口布鞋。有评论觉得太朴素，他坐在那里神情自若，话一句接一句，像在告诉所有人：布鞋也能走进世界政治的镜头。 会见的时间地点，经常让礼宾忙得满头汗。毛主席习惯夜里工作，白天休息，很多重要谈话都放在晚上。外宾抵京，有时拿不到清楚的时间表，只能随时待命。通知一来，匆匆赶到，有时是书房，有时就在游泳池边。有一回会见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人刚坐下，主人已经下水，一边划水，一边聊天。水波晃晃，灯光打在水面上，话题照旧推进。 坐在哪里，也能看出那股子劲。礼宾规矩里主位在左，客位在右，椅子一排排摆得很正。毛主席常常把自己放在客人右边，把左边的位置让出去。一九七二年二月，在书房会见尼克松一行时就是这样。外人可能纳闷是不是搞错了，人熟悉他脾气，看见的却是另一种安排：不靠座位高低压人，让对面那个人真觉得是来谈事。 再看长沙那天。 伊梅尔达走进来，看到的不是金光闪闪的礼服，不是刻板的动作流程，而是补丁裤、布鞋和吻手礼背后混在一起的气息：自信、幽默，还有一点顽童味。 吻手礼在西方社交里意味清楚，是对女士身份的尊重。毛主席只用了一次，却用得很稳，把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情绪托得很高。 伊梅尔达后来提起这一幕，总爱重复那句“非常荣幸”。 在她眼里，中国领袖不再只是报纸上的头像，而是一个懂得拿捏分寸、又愿意俯下身子的老人。 外交部礼宾司的老参赞，把这些细节一点点写下来，看上去在讲衣服、鞋子、座位和泳池，勾勒出的，是新中国外交的一种气质。 补丁裤能进会客厅，布鞋能踩在红地毯上，吻手礼能从长沙送进马尼拉的记忆。 规矩心里有，礼数手上有，什么时候坚持自己的习惯，什么时候顺着对方的文化给一个惊喜，分寸握得住。 毛主席坐在那里，灰色中山装、圆口布鞋，像一块沉住气的大石头，又像一个会抖机灵的长者，让人既不敢轻视，也忍不住多看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