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3月，广东惠阳渔民苏就带决定带领全族逃港。为了掩人耳目，他把家族的两艘大渔船和渔具留在原地，然后带领整个家族老老少少48口，分乘四艘完全靠人力的小渔船出逃，最终安全抵达香港。 1960年3月的一个深夜，惠阳沿海的海面之上，浪尖闪烁着清冷的幽光，似是寒夜中悄然洒落的星芒，在静谧里透露着别样的神秘。55岁的苏伛偻着身躯，于那片稔熟的海岸线孤注一掷。这场堪称“豪赌”的抉择，稍有差池便可能让整个族群万劫不复。 他身后的阴影里，不仅有七十岁的老母亲，还有尚在襁褓中、刚满半岁的孙辈。全族48口人的呼吸声被压得极低，仿佛稍微大一点声，就会惊动岸上那些名为“政策”和“饥饿”的巨兽。 苏就带是个老辣的渔民，他明白求生不仅靠力气，更得靠脑子。码头上，家族最值钱的家底——那两艘配齐了渔具的大型捕鱼船，此刻正安安静静地晃荡在水面上，制造出一种“主人们随时会回来撒网”的假象。而真正承载这48条人命的，是四条连马达都没有、全靠人力划动的小木舢板。 那是真正的潜行。苏就带很清楚，机器的轰鸣声在死寂的海面上简直就是催命符。男人和后生们轮流握桨，木桨拨动海水的细碎声响，掩盖了母亲捂住孩子嘴巴时的急促呼吸。 一河之隔，在那段岁月里就是两个世界。1951年边界封锁后，深圳河与梧桐山的“阎王壁”成了横在生与死之间的屏障。对苏就带来说，这不关乎宏大的叙事，只关乎那48张嗷嗷待哺的嘴。 那一昼夜的航行，是靠干红薯和几抿淡水撑下来的。当这四条透着寒酸气的小木船摇摇晃晃靠上香港海岸时，苏就带的手心早已磨出了紫红色的血泡。他们确实到了，但身份却是卑微的“非法入境者”。 从“渔船主”跌落到码头苦力，落差快得让人喘不过气。在调景岭破旧的收容所安顿下后，苏家父子便一头扎进渔市和货场，靠最原始的肩膀扛大包。那是全族互助的底层哲学：每一分血汗钱都要攥在一起，先供老人吃饱，再看孩子读书。 如果没有1960年7月的那次“曝光”，苏家或许会像无数逃港者一样，消失在石硖尾的木屋区里。 台湾中央社的一位记者不经意间，捕捉到了珍贵的一幕——苏家48口人齐聚渔船旁，定格下那张温馨的全家福，画面里满是阖家团圆的温情。那张照片在特殊背景下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很快，“世界难民年中国委员会”送来了一笔救命钱——4500元新台币。 这笔钱在那个年代是笔巨款。苏就带没有用它去挥霍，而是迅速把钱换成了新的渔船和渔具。对于这个家族来说，这不仅是经济上的翻身，更是职业自尊的回归。重新回到海上的苏家人，才算是在香港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真正扎了根。 随着时间推移，1979年到1980年，深圳特区的招牌挂了起来，经济的闸门被推开。曾经那条满是浮尸和泪水的深圳河，慢慢变成了一道普通的地理分界线。两边的落差在肉眼可见地填平，曾经作为“求生出口”的航道，也逐渐成了泛黄的档案。 如今是2026年3月，距离那场惊心动魄的夜航已经过去了整整66年。苏家那些在船舱里啃红薯的后辈，早已习惯了计算强积金和讨论工时，甚至已经很少再提起那个“弃大船保性命”的决定。 苏就带老人的骨骸早已没入香港的土，他留给后人最丰厚的遗产，或许并不是那4500元新台币带回的渔船，而是1960年那个深夜，他毅然决然推向海面的那把木桨。他用那种近乎赌命的谨慎，在历史的缝隙里，为一个家族划出了几十年的生机。 主要信源：（中新网——学者记录深圳30年前大逃港百万内地人曾越境香港(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