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美尔认为，当兰克表达消除他的自我以让事实本身说话的愿望的时候，这种愿望的满足将会挫败他的目的，因为如果自我打算消灭自身，那么就不存在能够理解事实的东西了。齐美尔细致地解释道，他在这里所谓“自我”不只是意味着先验的自我和一般的主体，好像他所说的全部内容就是知识的对象必须得有个主体。他正确地注意到，兰克从未对这点表示异议。他反对兰克的观点是：历史学家必须保持自身个体自我的完整性，并且正是他的个体特征使他能理解另一个个体。个体个性的强度与深度是历史描绘强度与深度的前提条件，历史学家从其材料中获得的只是他赋予它的东西。

齐美尔对历史学家创造性作用的强调使得他（讽刺的是，正如兰克那样）突出历史学与艺术的亲密相似性。他写道，历史学家不仅在阐述风格方面像艺术家那样行动。而且在理解材料的方式上同样具有相似性。历史学家必须行使与艺术家相同的想象力来理解他的材料，他与艺术家的唯一区别在于他必须将自身限制在给定的事实上。不过，一旦艺术家考虑到这些事实，他必须将它们形成有意义的整体，并且他的所有创造性在这种行动中发挥了作用。艺术家在最初的创造性活动之中是自由的，而在之后他便成了奴隶，因为他不得不遵循灵感背后的理念。然而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情况正好相反——在最初的行动（即考量事实）中是奴隶，但在之后是自由的。齐美尔在描绘了艺术与历史学之间这种亲密类比之后，便引入了天才的范畴，他认为这对于历史学和艺术都适用。天才赋予历史学家想象他人生活的能力，而这些生活与我们自身的生活大相径庭。

齐美尔在1907年版中论述了历史学家方法的艺术性。历史学家的方法被证明更像是艺术家而非逻辑学家或心理学家的方法。当历史学家试图理解特殊个性或文化的时候，他尝试把它所有不同的要素形成一个统一或融贯的整体。于是关键的问题在于：把这些要素联系起来的东西是什么？这种联系并不完全是逻辑的，好像它只关注它们的内容；但它也不完全是心理的，好像它只是它们之间因果联系的事务。历史学家必须同时考量逻辑与心理的要素，但它们仍然不足以构建起理解独特个体所必要的特殊类型的统一。齐美尔发现，引导历史学家的是某种类似审美直觉的东西，它是追踪一种要素向另一种要素转化的“必然性的感受”。齐美尔把这种必然性的感受与我们在阅读优美的抒情诗时候所感受的东西联系在一起。我们感觉到所有要素以某种方式共属于一个整体，即便它们之间的联系既非逻辑的也非心理的。齐美尔表示，历史学家正是根据这种相同的必然性的感受，尝试理解独特的历史个性或时代。齐美尔采纳了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关于审美判断的论述，声称我们在历史中构建的统一性是可传递的，但并非纯粹逻辑或普遍的。

考虑到历史学家像艺术家那样必须重新创造他的对象，什么能向他保证它是准确的呢？什么使他合法地把自己的构建赋予另一历史个体呢？这种构建是他自身个体性的创造。这个问题对历史学家来说无法回避，他与艺术家不同，必须声称自己的描绘是的的确确的历史真实。齐美尔深深地为这个问题所困扰，在两个版本中竭尽全力对付它。他写道，历史知识的谜团在于我们把自身内部创造的东西赋予其他事物。简单的解决方案是我通过类比将自身思维、感受以及欲求的东西赋予他人，这基于他人相似的语词、行动与举止。然而，齐美尔意识到这种解释的效力有限。当我们理解通常生活在与我们大相径庭环境中的历史个性时，便无法声称拥有与他们类似的经验。实际上，历史解释要求想象的努力，因而我们试图理解自己从未真正可能拥有的人们的经验。这种想象力是天才的属性。赋予天才这种能力是为了什么？并且他有何权利把自己的创造赋予他者？齐美尔为了解释这点，求助于一种引人瞩目的生物学假说。他推测道，我们之所以能理解自身所不具备的经验，正是由于我们从过去的世代那里继承了它们。我们继承了过去世代的经验，并且借助适当的刺激回忆起它们，因而正如柏拉图所说，理解就是回忆的一种形式。然而，齐美尔没有过于强调这一理论，他承认这最好被看作一种虚构。他关于理解基础的论述以那种虚构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