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裤衩子都得罚没了”，山西的一对夫妻，在计划生育查得最严格的年代，接二连三生下了11个女儿，东躲西藏多年就为了有个后，却始终没有儿子，夫妻俩的超生游击队伍也是村民谈论的焦点，可是在1996年，47岁的妻子居然意外怀孕，这上天的恩赐，到底是要还是不要呢？   土生土长的农民高海贵和妻子李玉珍没读过多少书，脑子里根深蒂固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的想法。   两人经亲戚介绍走到一起，没有轰轰烈烈的恋爱，到了适婚年龄，双方父母催得紧，觉得彼此门当户对，就组建了家庭，“生个儿子、延续香火”，成了夫妻俩婚后最坚定的目标。   1982年，计划生育正式成为基本国策，农村开始刚性执行，明确提倡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头胎是女孩的可申请二胎，超生要缴纳高额计划外生育费，缴不起的家庭，牲畜、家具会被没收，严重的还会被拆房。   可这些规定，没能挡住高海贵夫妇求子的脚步。   李玉珍第一胎生下女儿，全家都泄了气，婆婆念叨着“酸儿辣女”，变着法子给她做酸汤，盼着下一胎是男孩。   可命运总在和他们开玩笑，第二胎、第三胎……一次次怀孕，降生的都是女儿，不知不觉间，家里就有了11个女儿，凑起来能组成一支小足球队。   为了躲避计生干部检查，只要李玉珍一怀孕，夫妻俩就带着她东躲西藏，村外的山洞、亲戚家的柴房，都曾是他们的临时住所。   高海贵每天既要下地种地，还要扎进煤窑拼命干活，可收入连11个女儿的口粮都难支撑，家里常穷得揭不开锅。   女儿们的衣服都是大的穿小了给小的，缝缝补补循环往复，大一点的刚满十岁就被迫辍学，在家帮着带妹妹、干农活，有的从没踏进过学堂。   超生罚款让夫妻俩欠下巨额外债，成了村里的贫困户，他们的“超生游击队”，也成了村民茶余饭后的谈资，有人同情，更多的是不解。   看着妻子被生育和生活熬得憔悴，看着一屋子孩子和还不清的外债，高海贵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这个执着了半辈子的男人，终于放下求子执念，决定守着11个女儿好好过日子。   可谁也没想到，1996年，47岁的李玉珍意外怀孕，这个消息像一块石头，砸在夫妻俩平静的生活里，喜忧参半。   这一年计生工作依旧严格，还在推广计生“三结合”，超生多胎处罚没放松，超生家庭的孩子连户口都没法上，更别说上学、就医。   更揪心的是，47岁的李玉珍早已超过高危产妇界限，当年山西农村乡镇卫生院产科设备简陋，多依靠新法接生，没有完善的孕期检查和急救条件，高龄生产引发大出血、难产的风险极高，甚至危及母子性命。   高海贵既期盼这胎是儿子，了却心愿，又担心妻子安全、怕日子雪上加霜，村民也议论纷纷，有人劝他们收手，有人撺掇他们赌一把。   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的挣扎，夫妻俩终究抵不过心底的渴望，决定留下孩子。   十个月的提心吊胆后，李玉珍顺利分娩，当医生说出“是个男孩”，高海贵和妻子瞬间泪如雨下，二十多年的遗憾、委屈，在这一刻全部消散。   他们给儿子取名高浩珍，视若珍宝，11个姐姐也把弟弟宠上了天，悉心呵护。   后来政策放宽，年幼的女儿们办上了户口，11个姐姐长大后外出打工、帮扶家里，高浩珍谈婚论嫁时，姐姐们凑了32万，帮他在县城买房、办婚礼，羡煞了乡亲。   如今，这一大家子日子越过越红火，高浩珍懂事孝顺，一家人相互扶持、格外和睦。   高海贵夫妇的重男轻女执念，确实亏欠了11个女儿的童年，让她们承受颠沛流离，失去受教育的机会，这是旧观念的遗憾。   但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苛责那个年代的人，当时农村“传宗接代”是老一辈最朴素的期盼，他们的执着，藏着时代的无奈和对“老有所依”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