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富人在与政府商谈税收时，常常威胁要搬走，但大多只是说说而已，因为工作和生活必须绑定在同一座城市。如今情况不同了，数字科技让人可以把居住地和事业所在地分开，企业仍留在纽约或旧金山，但人可以搬到迈阿密或迪拜。 历史上，人们通常住在工作地点附近，城市因此能支撑更高的房价与税负。疫情期间，曾有人预言大城市会衰落。虽然企业与人才仍集中在金融和科技中心，但富裕人群逐渐发现，自己不必真正离开产业核心，只需要改变居住和报税地点即可。 这种变化让城市从封闭的经济体，转变成跨地区的网络。例如迈阿密、迪拜与新加坡成为所谓的生活型避税城市，依附在纽约、伦敦等核心城市周围。 高收入人群搬迁可以节省大量所得税，但这些新兴城市往往缺乏完整的公共建设与社会投入，而原本的大城市则面临税基流失的压力。 当富人可以随时离开，城市就容易陷入降低税负的竞争，最终由留下来的人承担公共支出成本。未来城市若要维持运作，可能必须把征税重心转向土地、消费与企业活动，因为这些才是无法轻易移动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