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毛家独立后，大量科学家被中国“接纳”。而这些科学家来到中国后，不少人第一个要求竟然是：恢复自己的党员身份，参加党的组织生活。然后第二个要求才是诸如待遇家人的问题。这给当时的我们极大的震撼。 1991年苏联突然瓦解，曾经的超级大国一下子分崩离析，乌克兰作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也随之独立。 在苏联时期，乌克兰在科研领域一直有很高的地位，拥有很多顶尖的实验室和优秀的科学家，不管是军工、航天还是材料等领域，都有很强的实力。 可苏联一解体，乌克兰的局势就乱了，国家变了天，原来的科研体系也彻底垮了，实验室没了资金支持，设备没人维护，连正常的科研工作都没法开展。 那些一辈子都穿着白大褂搞科研的专家们，一下子就没了依靠，他们习惯了安稳的科研生活，突然要面对现实的生存压力，不得不适应这种突如其来的“硬着陆”。 那时候，很多专家的工资根本发不出来，有的院士级别的专家，月薪折合成人民币还不到几十元，连自己和家人的温饱都成了问题，不少人只能放下身段，为了明天的饭菜奔波，曾经的国家栋梁，一时间陷入了赤贫的困境。 就在这批高材生走投无路、为生计发愁的时候，中国向他们抛出了橄榄枝，启动了“双引工程”计划，专门用来引进独联体国家的人才和技术，乌克兰就是重点引进地区。 这个计划和其他国家引进人才不一样，不只是看重这些科学家的技术，不是只想着让他们为中国搞科研、出成果，而是真正把他们当人看，考虑到了他们的实际困难。 在和这些科学家签订的合同里，明确写着要解决他们的家属安置、孩子上学，还有住房等问题，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就是想让这些专家没有后顾之忧，能安心在中国开始新生活。 中国的这份用心，不光体现在生活安排的细节上，更体现在后续一件让人始料未及的小事上。 等到这些科学家在中国安顿下来，熟悉了新的环境，大家都以为他们会先关心工资多少、福利好不好，或者家人的安置有没有落实到位。 可没想到，很多人找到接待人员，问的第一个问题却是：“我能不能恢复我的党员身份？能不能参加组织生活？”这个要求，完全超出了中国接待人员一开始的预想，大家都没想到，在温饱刚刚有保障的时候，他们最关心的竟然是这件事。 面对这样的请求，中国方面一开始也有些为难。因为当时的政策里，没有外籍专家恢复党员身份的先例，毕竟这些科学家之前是苏联的共产党员，苏联已经解体，他们的组织关系也断了，而且他们现在是外籍人士，怎么处理这件事，没有明确的规定。 工作人员一边琢磨政策，一边想办法，不想让这些科学家失望，最后，各个接收这些科学家的单位，都想出了适合的应对方式，虽然不能正式恢复他们的党员身份，但可以让他们列席党组织活动，和中国的党员一起参加学习、讨论，满足他们的心愿。 后来有人回忆起这件事，说这些科学家之所以这么看重党员身份，就是因为当精神上的家有了着落，其他的困难都能克服。 这句话说得很实在，说白了，就是一种信仰归属带来的踏实感。对这些科学家来说，技术问题可以靠自己的能力解决，生活上的困难，有中国的帮助，慢慢也能改善，但精神上的空缺，却只能靠共同认同的信仰平台来弥补。 他们在苏联时期就加入了共产党，一辈子都在为信仰奋斗，苏联解体后，他们失去了组织，就像没了精神寄托，来到中国后，看到中国坚持的道路，看到这里的党组织，就想重新找到这份归属感。 可能很多中老年人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些科学家不先关心物质生活，反而执着于党员身份。 其实，这和他们的成长经历有关，他们大多是在苏联的红色年代成长起来的，经历过国家的荣光，也承受了国家解体的阵痛，他们心里清楚，信仰是支撑一个人、一个国家走下去的力量。对他们来说，党员身份不是一个虚名，而是一份责任，一份寄托，比物质待遇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