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钟伟被人装进麻袋，丢进江水中，他拼命挣扎，才挣脱麻袋上了岸。上岸后，他打了一个电话：“我是钟伟，现在还活着，来抓我啊！” 1967年的夏天，钟伟一如往常安静地待在办公室。那些日子，本来风声就紧，谁都小心翼翼地藏着话，把持着分寸。可他仍旧习惯了有事直说，不愿意藏着掖着。 那一天，忽然有人上门找他，说是有事商量。来人语气不善，言辞更是咄咄逼人。事情的起因，是有人想对黄克诚进行整治。 他们找钟伟表态，想拉他下水。钟伟听完，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回绝了。语气硬得像一块铁，场面很快僵住。 对方见拉拢不成，没打算就此作罢。仓促之间，钟伟还没察觉到危险。这伙人一走，暗地里就聚在了一起，密谋要用非常手段解决这个“难缠”的人。 事情很快发生了。一天傍晚，钟伟独自出门，刚走到偏僻处，突然被一群人围住。人数足有二十来个，动作既快又狠。 他们手脚利落，将钟伟困住，带来的麻袋和绳索也跟着用上。钟伟奋力挣扎，敌不过众人的力气，还是被生生拖去了车上。 绑架钟伟的人派了专人看守，将他反绑手脚，再套进麻袋里，最后把他拖到江边。他虽然身中绳索，但心里还在飞快盘算脱身之法。 对方没再多说什么，只把钟伟连人带麻袋扔进江水。冰冷刺骨的水流很快裹住身体，麻袋加身压得他动弹不得。钟伟憋住呼吸，拼命扭动身体。 他记得自己随身刀一直带着，就尽力摸索着，终于在水下割断部分绑绳。又靠着长期训练出的耐力，一点点挣脱麻袋，在水流里缓缓浮向远处。 人在水中游荡了很久，生怕刚一露头就被盯上。钟伟特意憋着气游出很远，才悄悄地探出头查看四周情况。确认安全后，他摸索着顺着江岸慢慢往远处爬。 上岸后鞋子湿透，衣服也被泥浆弄脏。更危险的是，身边根本没人可以信任。就在这时，他想到，不能让对方觉得自己死了，否则情况会更加被动。 于是，他在附近找了电话，直接拨通了对方的办公电话，说了一句“我是钟伟，现在还活着，来抓我啊！”说完就挂了电话。 打完电话，钟伟不敢多停留。随即隐藏了行踪，暂时以不被发现为主。对方原本以为人肯定沉江，不料却突然接到钟伟的电话，着实被吓了一跳。 随后的几天，对方到处寻找钟伟的下落，结果一无所获。钟伟则利用自己的熟悉环境和警觉性，巧妙规避了一切明暗风险，始终没有被再次抓住。 在这之前，钟伟因性格直率、为人仗义，在单位内部早就小有名气。大家都知道他遇事喜欢“硬杠”，不管遇上谁，有话就直说。 庐山会议期间，领导层批评彭德怀，多数人都沉默不语，不敢表达个人情感。钟伟却没有这些顾虑。他直接站出来为彭德怀说话，力挺老首长。 这个举动让他被撤了职位，可他态度没变，依旧坚定支持彭德怀。这也让很多人对他敬重，但也正因此得罪了一批心胸狭窄者。 1967年发生的事件，就是因为他拒绝陷害同事，拒绝站队，被心怀不满的人盯上。这伙人见他不肯妥协，才决定铤而走险。绑人、抛江，是有预谋的行动。 钟伟后来回忆起那段日子，始终记得水中的窒息感和上岸的狼狈，以及电话那头对方的错愕。直到那个特殊的时期过去，事情水落石出，参与谋害他的人也被逐步查明、处理。 平时，钟伟为人刚直，不愿意和领导搞私人关系，更不喜欢沾染世俗气。他喜欢实话实说，无论在战场还是生活中都如此。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钟伟擅长侦查和指挥。 在多次战役中都能迅速判断敌情。每次争分夺秒抢占先机，他从不拖泥带水。一次次的生死较量都磨练了他的胆识，也让同事觉得跟着他踏实，什么突发情况都敢冲着干。 新中国成立之后，钟伟仍旧是那个直言不讳的性格。在单位里，遇到不合理的事情就会当面指出，从不讲情面。尽管他因为说真话遭遇过风险和排挤。 但从来不后悔。后来，很多熟悉他的人都说，钟伟这样的人，倔得像长在石头缝里的草。不怕风雨，不怕得罪谁。除了江中劫难这些生死瞬间。 生活中他遇到的麻烦远不止于此，可他始终靠自己的坚持熬了下来。等到局势明朗，那些谋害他的幕后之人一个个浮出水面，组织对他们严肃追查，涉及人员也受到了相应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