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叫伍继红，199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因当年取消分配工作，她找工作，笔试通过，面试失败。她最后到农村，与农村男子生了六个孩子。听说过很多人找工作，成功在笔试上，却失败在面试上。面试有什么用呢？     时间回到1994年，那一年，伍继红以广东和平县高考高分被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录取。     具体分数有的说是692分，有的说是712分，无论如何，在那个年代，这成绩足够让她成为全县的骄傲。     家里穷，但她憋着一股劲，读书刻苦，大学四年成绩一直很好，还拿过国家档案局设立的“兰台奖学金”，当过班干部。     老师们都觉得这姑娘踏实、靠谱，毕业后肯定能有个好前程。     但1998年她毕业那年，政策变了。     国家不再包分配，所有大学生都得自己找工作。     这对伍继红来说，是完全没有准备过的。     她不是没努力过，早在毕业前，她就报考了北京市的公务员考试，笔试顺利通过，分数也不低。     她以为这就能端上铁饭碗了，可面试那天，她紧张得脑子里一片空白，准备好的话全忘了，答得磕磕巴巴，最后她被刷下来了。     接着她又跑了好几个地方，天津、广东，投简历、参加招聘会，档案管理专业在当年根本不热门，很多单位直接说不要人。     海淀区有个档案馆的领导看过她材料，想让她去，她犹豫了一天没回话，那机会就没了。     就在她四处碰壁的时候，老家传来消息，父亲病重。     等她赶回去，人已经没了。     两个打击摞在一块儿，她整个人都垮了。     后来她去广东，进过教育机构，干过工程，最后在顺德一家服装厂当普工。     流水线上，她那张人大毕业证成了工友嘴里的笑话，“大学生不也和我们一样踩缝纫机？” 就在那段时间，她遇到了一个初中同学，姓郭。     他追她追得紧，她觉得终于有人能靠着过日子了，很快结了婚。     结婚后她就没再上班，在家带孩子，女儿生下来没多久，丈夫出轨了。     2005年，两人离婚，女儿也被带走了。     她追到前夫江西修水老家，在人家门口守了三天三夜，那扇门始终没开。     那会儿她又发现自己怀着孕。     后来有人给她介绍了邻村的邓高华，邓高华比她大二十岁，家里穷，一直打光棍。     他愿意娶她，她也没别的地方可去。     过门后，她生下了肚子里的孩子，接着又生了四个，加上前夫那个女儿，一共六个孩子。     一家九口人，全靠邓高华一个人种地、打零工。     房子是土坯的，屋顶漏雨，地上永远是潮的。     家里最困难的时候，吃饭都成问题。     2015年，村干部入户调查，看见灶台上只有半碗没油星的腌菜，给这家人办了低保。     2017年，她的遭遇被人发到网上，人大校友群炸了锅。     老师们这才知道，那个失联了快二十年的学生，这些年过成了这样。     安清福和几个校友连夜凑钱，凑了十万块，又买了电脑、手机，从北京赶到江西去看她。     见面那天，安清福说，明年咱们毕业二十周年，你一定要回北京看看。     伍继红攥着手里的矿泉水瓶，点头说好。     她告诉他们，自己想要一台电脑，想把专业捡起来，以后能去档案馆工作。     关于她，网上一直有一个讨论：笔试过了，面试没过，最后走到这一步，那面试到底有什么用？ 她不是输在了知识上，而是输在面对陌生人时的那张嘴上。     一个从农村考出来的女孩，笔试能拿高分，却在面对面的几句话里，被挡在了体制门外，而她后来再也没有爬起来的力气。     求职考核的核心原则，应该是公平选才，既要通过笔试筑牢能力底线，也要优化面试环节，减少不必要的主观偏见，让每一个有实力的人都能拥有公平的就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