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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28年春,汉中南郑。蜀汉丞相诸葛亮召集众将,商议北伐大计。这是刘备死后,蜀

公元228年春,汉中南郑。蜀汉丞相诸葛亮召集众将,商议北伐大计。这是刘备死后,蜀汉第一次大规模对曹魏用兵。 军营里的气氛,凝重里掺着点压抑不住的激动。先帝刘备在白帝城咽下最后一口气,把国家和儿子托付给诸葛亮,已经过去好几年了。这几年,诸葛亮在成都干了什么?内政,外交,练兵,治民,把那个夷陵之战后差点散架的国家,一点点修补出个模样。 可所有人都知道,修补不是目的,北伐中原、还于旧都,才是先帝和丞相日夜念叨的终极目标。如今,粮草有了,军队练出来了,南方的蛮夷也安抚住了,是时候了。 但“是时候了”这句话,背后藏着多重的担子,只有诸葛亮自己最清楚。他眼前这些将领,赵云老了,魏延躁进,马谡满怀理论却缺实战,能完全领会他精妙战略、又能独当一面的人,掰着手指头都嫌多。 北伐这条路,从地理上看就让人头疼。从汉中往北打,翻越秦岭,就那么几条吓死人的栈道。曹魏那边,坐拥中原九州,国力人口是蜀汉的五六倍不止,以逸待劳。 这账怎么算,蜀汉都处在绝对劣势。诸葛亮难道不懂吗?他太懂了。可正因为懂,他才必须打。蜀汉立国的旗帜是“汉”,是正统。 如果偏安一隅,不主动出击,政治上就失去了合法性,人心会慢慢散掉,内部益州派、东州派、荆州派的各种矛盾也会冒出来。 北伐,既是为了实现先帝遗志,更是为了凝聚这个国家,用一场对外战争来转移内部视线,保持政权的活力与理想主义色彩。这是一场不得不打的仗,哪怕胜算不大。 所以,诸葛亮的计划,从一开始就不是硬碰硬。他想玩一把大的,玩一把心跳。他让赵云、邓芝带着一支偏师,大张旗鼓地从斜谷道出兵,装作主力,吸引曹魏大将曹真的重兵。 他自己却悄悄率领真正的主力,走西边的祁山道,目标是陇西。这个计划妙就妙在,它打的是一个心理和地理的时间差。 陇右地区(今甘肃东部)离曹魏的统治中心远,防守相对空虚,羌人势力大,对曹魏未必心服。 如果蜀军能迅速拿下陇右,就像一把刀子,扎在曹魏的右肋上,不仅能获得产马地,还能切断曹魏和凉州的联系,局面对蜀汉就大大有利了。这是一招险棋,也是一招妙棋,完全体现了诸葛亮“奇正相合”的军事思想。 开局顺利得让人不敢相信。祁山守军望风归降,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相继叛魏响应,史书上说“关中响震”,长安的魏明帝曹叡都坐不住了,亲自跑到长安坐镇。 形势一片大好,蜀汉的旗帜,似乎真的要插在陇右的土地上了。可历史的转折,往往就发生在最充满希望的时刻。一个关键到不能再关键的地方——街亭,进入了所有人的视野。 街亭是陇右的咽喉,是曹魏援军进入陇西的必经之路。守住了,诸葛亮就能慢慢消化三郡;守不住,魏军主力一冲过来,蜀军前功尽弃。 派谁去守这个生死之门?诸葛亮做出了他一生中最受争议的决定:马谡。这位他最欣赏的军事参谋,谈兵论道头头是道,深得诸葛亮信任,却唯独没有独立统兵打过硬仗。 反对声肯定有,比如魏延,比如吴壹,这些老将恐怕心里都不服。但诸葛亮力排众议,给了马谡这个天大的机会,也给了他一副千钧重担。 后来马谡把事情搞砸了,而且是以一种最教科书式的、最不该的方式搞砸的。他违背诸葛亮的节度,放弃城池,自作聪明地把营地扎在山上,结果被魏将张郃围住,断了水道,大军不战自溃。 街亭一失,诸葛亮精心布置的陇西大局,瞬间崩盘。所有战果化为乌有,他只能带着西县千余家百姓,黯然撤退。一场本可改变历史走向的战役,因为一个关键节点的用人失误,满盘皆输。 诸葛亮算无遗策,却错看了马谡。可往深了想,这真的只是“看错人”那么简单吗?这背后,是蜀汉政权一个更深、更无解的悲哀:人才断层。 关羽、张飞、黄忠、马超、法正……那些跟着刘备闯荡天下的猛人、奇才,一个个凋零了。到了诸葛亮主政时,他能依靠的,除了老将赵云,就是魏延、杨仪这些有明显性格缺陷的将领,再往下,就是马谡这样成长于温室、缺乏战火淬炼的“参谋型”二代。 诸葛亮本人是千古奇才,事必躬亲,这固然可敬,但也在无形中抑制了其他将领独当一面的能力成长。 他找不到另一个“自己”,甚至找不到一个能完美执行他复杂计划的“韩信”,最后只能冒险启用他“培养”的马谡。街亭之败,是马谡的愚蠢,是诸葛亮的误判,更是蜀汉帝国人才荒漠化的苦果。 第一次北伐,就像一颗绚烂而短暂的烟花,在祁山上空亮了一下,就迅速熄灭了。它留下了“出师未捷”的悲情,留下了“挥泪斩马谡”的无奈,也留下了一个永恒的疑问:如果守街亭的是王平,或者任何一员稳妥的老将,历史会不会不一样? (史料主要依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三国志·蜀书·马谡传》、《资治通鉴·卷七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