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培宪是八路军总部敌工部刚任命的副部长，还没上任就被俘了。1942年7月26日，太原小东门外旧赛马场，340人被逼着排成行，日军让新兵练刺杀。他蹲在第二排，布带捆得松，汗泡久了发脆。 他心里明镜似的，这布带是自己那条旧绑腿，跟着他翻山越岭两年多，边缘早就磨毛了。汗珠子顺着脊梁沟往下淌，浸在布带里，他感觉那纤维正在一点点让开。前头一排的弟兄们已经倒了，闷哼声、骂娘声，还有鬼子兵那种生涩的“呀呀”怪叫混在一起。他低着头，眼睛往上翻，瞅着前头那个鬼子的新兵，个子不高，端着枪的手直哆嗦。赵培宪心里骂了句:狗日的也知道怕。 轮到第二排了。鬼子踢了他后腰一脚，他顺势往前一栽，膝盖磕在石头上，生疼。这一疼，脑子反倒清醒得可怕。他注意到侧面，就是小东门方向，鬼子的警戒线看着密，其实人不够，三面围住了，靠沟那面就稀稀拉拉站着几个老兵，叼着烟，压根没往这儿瞧。沟不深，也就是个土崖子，跳下去摔不死，底下是干涸的河沟，长满了酸枣棵子。跑，还是等死？这个念头在脑子里转了三圈。 前头隔一个人的弟兄被刺刀捅进去的时候，胸腔里那股气往外一喷，发出噗的一声。赵培宪没闭眼，就等这一刻。鬼子的刺刀扎进去，往外拔，有个惯性的停顿。他手腕子猛地往里一收，再往外一翻，那根泡透了汗、发过脆的绑腿布，应声而开。他根本没站起来，就像个被猛推了一下的兔子，手脚并用，从人缝里蹿了出去。 侧后方的鬼子老兵先是愣了一下，烟头掉在军服上都没觉出来。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这年头还有敢跑的，还是从刺刀底下跑。等反应过来，赵培宪已经蹿出去五六丈远，直奔那条沟。这时候新兵们才想起举枪，可枪里没子弹，练刺杀嘛，怕走火伤人，子弹都是退掉的。等他们七手八脚上刺刀、装子弹，赵培宪已经到了沟沿儿，一点没犹豫，缩着身子就滚下去了。 沟比他想的深，半山腰让酸枣棵子挂了一下，衣裳扯烂了，肉也划开几道口子，疼得钻心。他顾不上，连滚带爬往沟底出溜。脚底板落地的时候，一块尖石头正好扎在脚心上，他能觉着肉都翻开了，黏糊糊的血灌满了鞋窠。追的鬼子到了沟沿儿，往下乱放枪，子弹嗖嗖地从头顶过。赵培宪顺着干河沟，玩命地跑。血脚印印在石头上，一步一个，他不觉得疼，就觉着风从耳朵边刮过去，脑子里啥都没有，只有跑。 后来他常跟人说，那天能跑了，不是自己有多能，是老天爷不收。其实哪是老天爷不收，是那二百多弟兄的命，替他挡了一道。鬼子后来把剩下的全挑了，一个没留。他跑出去几十里，碰到个放羊的老汉，把他藏在一个山药窖里，才算捡了条命。在窖里躲着那几天，黑咕隆咚的，外头鬼子过兵，马蹄子声就在脑袋顶上震。他就想一件事:那二百多人里头，有他延安抗大的同学，有跟他一起从临潼出来的老乡，还有那个给他递过水的通讯员，才十七岁。 伤好了以后，他回了部队，后来也打过仗，也立过功。可每年到7月26号这天，他不说话，一个人坐着，喝酒。有时候喝多了念叨一句:绳子开了，人没了。 1956年审判日本战犯的时候，他出庭作证。法庭上，当年那个新兵教官住冈义一低着头，听赵培宪念控诉书。赵培宪念到最后，嗓子发哽，他想起的不是仇恨，是那个闷热的下午，第二排，前头那个弟兄倒下时的闷哼，还有自己脚底板踩在石头上那个黏糊糊的感觉。 历史有时候就这么寸，一根磨旧了的绑腿布，一条干涸的河沟，一个敢跑的念头，凑在一起，就让一个人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可那些没跑出来的呢？那些连名字都没留下的呢？他们不是不想跑，是绳子捆得太紧，是鬼子的刺刀太快，是命就停在那儿了。 赵培宪活到了2007年，在昆明走的，八十七岁。他这一辈子，该经历的都经历了，该看见的也都看见了。可小东门外那个下午，那二百多个弟兄躺在血泊里的样子，他忘不了。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