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周恩来提议入朝军队名为“支援军”，黄炎培反对：“自古道师出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要打这个不好打的仗，应该怎么打？有了一个正义之名，仗就好打喽！” 1950年6月，战火在朝鲜半岛被点燃。随之而来的，是美国直接派兵干预，第七舰队更是直接开进了台湾海峡，公然阻挠我们的统一进程。这种赤裸裸的霸凌行径，瞬间激起了全国上下的极大愤慨。打，肯定是要打的，毕竟唇亡齿寒，别人都把大炮架在咱们家门口了。 但这仗到底以什么名义去打？这是一个极其棘手且致命的问题。 大家稍微代入一下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就会明白，如果咱们公开宣布派遣“中国人民解放军”跨过鸭绿江，那就等同于新中国直接向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宣战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正式宣战，极有可能将整个世界拖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深渊。毛泽东主席对出国作战可以说是慎之又慎。为了破局，他决定请那些素有真知灼见的民主党派人士来“献词定名”。 这封征求意见的“定名函”非常紧急，迅速传到了各民主党派的案头。仅仅半天时间，一向以直言不讳著称的中国民主建国会领导人黄炎培先生，就匆匆赶到了中南海。 老朋友见面，简单的寒暄过后直奔主题。周恩来总理先交了底，表示中央初拟了一个名字，把这次跨江作战的部队叫作“支援军”，寓意支援朝鲜人民，支持正义。 黄炎培一听，连连摆手。他这个人一向是对事不对人，当即直率地否定了这个提议。他说出了那句极其著名的定调之言：“自古道师出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要打这个不好打的仗，应该怎么打？有了一个正义之名，仗就好打喽！” 在黄炎培看来，“支援军”这个称呼大有不妥。顾名思义，支援军是派遣出去的。谁派的？自然是国家派的。既然是国家出面派遣军队，这就又绕回了那个死结——这等同于向美国公开宣战。 黄老先生的破局之法非常精妙，他建议把“援”字改成“愿”字，叫作“志愿军”。这个名字一亮相，全世界人民一看就懂。这是一支为和平、为人民打击侵略者的正义之师。毛泽东听罢，瞬间领会了这背后的千钧之力。他拿起红蓝铅笔，果断地将电讯稿上的“支援”划掉，改成了鲜红的“志愿”。 这绝非普通的咬文嚼字，它背后隐藏着极高明的国际法博弈。“志愿”两个字，意味着这是中国老百姓自发组织的民间行为，是为了帮助邻居而自愿赴朝，彻底规避了国家与国家对立的法理陷阱。世界战争史上，保卫马德里时就有各国的志愿兵先例。于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这个响彻云霄的称谓，就此诞生。 定名只是第一步，真正要在战场上硬扛超级大国，拼的是整个国家底盘的凝聚力。 在抗美援朝这场“立国之战”中，国内的动员力度堪称世界奇迹。当年的民主党派可没有只停留在出谋划策上，他们是实打实地与全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1950年11月4日，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了一份极具分量的《联合宣言》。这份宣言开宗明义地指出：“救邻即是自救，保卫祖国必须支援朝鲜人民。” 这句话一出来，整个国内的思想认识瞬间就统一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成了当时最核心的政治任务。各行各业都动了起来。 打仗打的是什么？说白了，打的是后勤，是真金白银。前线的战士们在冰天雪地里抛头颅洒热血，后方的百姓和各界人士就在拼命生产、踊跃捐献。1951年，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了捐献飞机大炮的号召。那时候的规矩定得很实在：捐款15亿元，折合一架战斗机；50亿元折合一架轰炸机。 民建在中央的号召下，工商业界积极行动，一口气捐了179架飞机。大家要知道，那可是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这绝对是一个特大贡献。农工党中央副主席黄琪翔更是起到了表率作用，他不仅在北京带头捐款捐物，还主动把自己在桂林准备养老的花园洋房给捐了出去。台盟的李伟光拍卖了自己的私家车，还有无数普通的医生义务应诊、女盟员熬夜赶制蚊帐…… 根据当时抗美援朝总会公布的数据，短短一年时间，全国人民共捐献了折合新币5.565亿元的巨款，相当于3710架战斗机的价款。这是一个令人震撼的数字，它生动地诠释了什么叫做“将士在前方打胜仗，人民在后方做靠山”。 除了物质上的鼎力支持，精神上的抚慰同样重要。 战争期间，国内先后组织了三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这些慰问团可不是去走过场的，他们是冒着枪林弹雨，把祖国人民的牵挂真真切切地送到防空洞里、送到战壕边。第一届慰问团去的时候，正赶上美军炸毁鸭绿江大桥。慰问团成员只能分批跨过抢修的桥面，在战火纷飞的前线与战士们会合。在这期间，有三名慰问团成员不幸遭到美军飞机轰炸，以身殉职。他们的鲜血，和志愿军战士的鲜血流淌在了一起。 这种军民鱼水情、这种举国上下的同仇敌忾，是任何先进武器都无法匹敌的终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