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杀害江姐的凶手，黄茂才被判处枪毙，行刑时，黄茂才大喊冤枉，他大声的呼喊：“我不是国民党特务，我是无辜的！我帮助江姐做过很多事。” 1948年，23岁的黄茂才为了混口饭吃，经老家一个叫刘重威的地主介绍，稀里糊涂地进了重庆歌乐山渣滓洞看守所。黄茂才家里是穷苦的佃农，连饭都吃不饱。他没受过任何专门的特务训练，在监狱里干的就是个少尉文书和普通看守的活儿，日常也就是站岗、登记点东西。 刚进去的时候，长官天天给他们洗脑，说里面关的都是十恶不赦的恶徒。黄茂才一开始也真信了。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他发现情况完全不对劲。他亲眼看到那些被长官称为“恶徒”的人，面对老虎凳、辣椒水、烙铁这些惨无人道的酷刑，哪怕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依然骨头硬梆梆的，一声不吭。 反观那些长官，草菅人命，无恶不作。黄茂才自己就是苦出身，他看着这些有文化、有涵养的犯人，开始对这些人产生了一丝丝的同情。 1948年夏天，监狱里押进来一个身材娇小但满身是伤的女犯人。国民党特务对她用尽了极刑，她就是不开口。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江姐。当黄茂才得知江姐和另一位女狱友曾紫霞都是四川老乡时，这种天然的亲切感让他放下了不少戒备。 狱中的党组织也察觉到了这个看守和其他特务不一样。江姐和曾紫霞决定试探他一下。1948年冬天，江姐看黄茂才穿得实在太单薄，就对他说：“黄先生，你买一斤毛线回来，我们给你打一件毛线衣吧。”黄茂才照做了，没多久，一件温暖的蓝色毛线衣就交到了他手里。 慢慢地，黄茂才开始和她们聊天，这小伙子彻底觉醒了。他决定帮她们办事。 一开始是送一些无关痛痒的字条。曾紫霞让他往外送一封信，他二话没说，冒着掉脑袋的风险，换上便服就送到了重庆城里。一来二去，黄茂才成了狱中党组织和外界联系的唯一秘密通道。为了防止暴露，他还给自己起了好几个化名，其中最出名的就是“蓝先生”。 黄茂才利用职务之便，偷偷给难友们带药品、报纸，甚至在春节的时候，特意走开打掩护，让狱中的同志们能办一场联欢会。 1949年，江姐预感到自己可能出不去了，用竹筷子做笔，棉花灰兑水当墨水，在毛边纸上写下了一封信，托付亲戚照顾儿子彭云，并在信里嘱咐：“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黄茂才把这封信藏在鞋底和袖管里，躲过多道搜查，死死护住了这封比命还重的信件。如今这封信已经是国家一级文物。 后来，他又冒死送出了胡其芬烈士写的《最后一份报告》。也正是因为他跟犯人走得太近，特务头子对他越来越不放心，1949年下半年直接把他遣返回了老家。黄茂才前脚刚走没多久，就发生了惨绝人寰的1127大屠杀。江姐和众多狱中同志倒在了血泊中。黄茂才在老家听到这个消息，看着那件蓝色的毛衣，哭得肝肠寸断。 1951年，镇反运动期间，有人举报他在渣滓洞当过看守。几个民兵直接冲进教室把他五花大绑。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只要沾上“渣滓洞看守”这几个字，就等于被判了死刑。黄茂才百口莫辩，他确实在里面待过，但他干的好事根本没人知道。江姐他们牺牲了，活下来的人他又联系不上，唯一的物证那件毛衣也找不到了。 1953年，荣县人民法院召开公判大会，判处黄茂才死刑。刑场上，坑都挖好了，枪也上膛了。黄茂才看着台下黑压压怒骂他的人群，心里满是绝望。他觉得自己不能背着“杀害江姐的凶手”这个千古骂名去死！他用尽全身力气嘶吼：“我是冤枉的！我不是杀人凶手，我为江姐做了许多事！我是狱中同志的信使！” 审判员一听，这事儿有蹊跷，普通看守绝不可能知道这么多机密。为了防止杀错人，法官当机立断：枪下留人，带回重审！ 就这一嗓子，保住了他的命。 在监狱里，黄茂才表现极好，1964年被提前释放。出狱后，他依然背着“特务”的黑锅，受尽白眼，日子过得极其艰难。换做一般人可能早就认命了，但黄茂才没有。他坚信自己做过的好事老天爷看得见。他整整申诉了17年，到处找当年的幸存者。 皇天不负有心人。1981年，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的卢光特馆长在整理档案时，发现了大量脱险同志的回忆录，里面反复提到一个叫“蓝先生”的看守帮过大忙。卢馆长立刻写信给黄茂才，让他赶紧来重庆核实。黄茂才拿到信的那一刻，一个快六十岁的老汉蹲在地上哭成了泪人。 顺着这条线索，黄茂才在成都中医学院找到了当年亲手给他织毛衣的曾紫霞。两位老人相见，抱头痛哭。曾紫霞痛心疾首，立刻联系了当年还健在的十几位难友，大家联合写下了详实的证明材料。 1982年4月12日，这是一个永远值得铭记的日子。四川荣县法院正式下达判决书，宣告黄茂才无罪！判决书里写得清清楚楚：他在渣滓洞任看守期间，为革命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那一刻，洗刷了三十年冤屈的黄茂才，终于可以在阳光下抬起头做人了。后来，他被增补为政协委员，晚年生活也得到了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