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9岁的丁佑君被土匪抓获，土匪们看到她白皙如玉的肌肤，瞬间扒光了她的衣服，凌辱了一夜。就在匪首准备杀害她的时候，军师说：“不行，得让她活着。” 丁佑君，1931年出生在四川乐山五通桥。在那个年代的四川，丁家可是赫赫有名的大盐商。家里有钱到什么地步？出门有轿子，家里有私塾，妥妥的“含着金钥匙出生”。按理说，这种家庭出来的女孩子，人生剧本早就写好了，无外乎联姻或者出国深造。 可丁佑君偏偏是个“异类”。她把生养自己的那个富贵阶级，背叛得彻彻底底。 促成这种转变的，有几个关键人物。首先是家里雇的一个贫苦农妇奶娘。这个大字不识的劳动妇女，用最朴素的善良，在小佑君心里埋下了一颗同情穷人的种子。后来，在中共地下党员二哥丁好德以及进步老师的影响下，她开始大量接触革命思想。1948年，成都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四九”血案，国民党反动派镇压游行学生。那一天，年仅17岁的丁佑君彻底坐不住了，她走上街头，撒传单、搞演讲。她手里的笔，第一次变成了刺向黑暗的匕首。 到了1949年底成都解放，丁佑君做了一个让全家人崩溃的决定，去参加革命。母亲写信哭着求她留下，周围人也觉得这千金小姐顶多是图个新鲜，哪吃得了那份苦。结果，在西康人民革命干部学校里，丁佑君带头跳进臭水沟挖淤泥，行军途中遇到土匪袭击，她冒着枪林弹雨撕下自己的衣服给伤员包扎。娇滴滴的大小姐，硬生生把自己淬炼成了一块真金。 干校毕业分配时，丁佑君主动挑了块最难啃的骨头，也就是西昌盐中区。 1950年的西昌，表面上迎来了和平，暗地里却是个十足的火药桶。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当地的土匪恶霸勾结在一起，疯狂报复下基层的新政权干部。丁佑君当时的工作是做基层青年干事，还要负责征粮。咱们大白话讲，征粮就是直接动地主和土匪的奶酪，这活儿完全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的。 危险来得比预想中还要快。最让人咬牙切齿的是，递刀子的竟然是“自己人”。裕隆乡有个叫王正中的干事，以前当过国民党的参议员，明面上积极配合工作，背地里早就跟匪首朱煊穿了一条裤子。1950年9月18日，这只披着羊皮的狼设下圈套，把丁佑君交给了蜂拥而至的土匪。 落入魔窟后，这帮亡命徒以为捡了个大便宜。在他们看来，一个19岁的细皮嫩肉的小姑娘，稍微吓唬几句，或者用点大刑，一定会乖乖把区委领导的行踪和存粮位置全吐出来。 接下来的一天一夜，是言语难以描述的黑暗。土匪们彻底丧失了人性，用尽了各种卑劣手段。面对常人难以忍受的酷刑，丁佑君的骨头硬得像块铁。她一个字都没招，只要还能喘口气，就在痛骂这群暴徒，甚至还试图给看守的喽啰讲革命道理。匪徒们恼羞成怒，扒光了她的衣服，把她拉到街上游行示众，企图用这种最下作的手段摧毁一个少女的自尊。 游行队伍里的丁佑君，拖着惨不忍睹的身体，高高昂起头颅向乡亲们喊话。她告诉大家，无耻的恰恰是这帮叛匪，自己为老百姓做事，死得其所。这一幕，毫无羞辱的效果，反而把土匪们原本就虚弱的底气，扒得干干净净。 气急败坏的土匪们一无所获，此时恰逢他们围攻盐中区公所的碉堡久攻不下。碉堡里有解放军的侦察队在坚守。土匪头子脑子里冒出了一个极度恶毒的连环计：匪徒的军师提议留她活口，把她押到两军对垒的阵前，用枪顶着她的脑袋，逼她向里面的战友喊话劝降。他们笃定，一个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女孩，在死亡面前必定会崩溃求救，只要她一喊，碉堡里守军的军心必将大乱。 1950年9月19日，丁佑君被押到了阵前。 战场上死一般寂静，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19岁的丁佑君深吸了一口气，望着前方的碉堡。她的确喊了，但喊出的每一个字，都像重磅炸弹一样在土匪的阵地上炸开。 “同志们！不要怕，勇敢些，沉住气，坚持到底！毛毛土匪没有几个，我们的援军马上就要到了，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土匪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魂飞魄散，他们万万没有料到，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个姑娘依旧把枪口对准了他们。慌乱中，匪徒扣动了扳机。 中弹倒地后，丧心病狂的凶手们为了发泄内心的极度恐惧，竟然将她的双脚绑在马尾巴上，在布满碎石的干河滩上狂奔拖行。当老乡后来在乱石堆里发现她时，她浑身已经没有一块完整的皮肤。 丁佑君牺牲后，历史给出了最公正的回答。解放军大部队犹如雷霆扫穴，迅速荡平了这股匪患。那些杀害她的凶手，后来在公审大会上吓得双腿发软，彻底暴露出懦夫的本性。 西昌县委追认她为正式共产党员，源于她用生命交出了一份无可挑剔的入党答卷。毛泽东主席亲自签发了编号为“00004”的《革命牺牲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朱德总司令满怀深情地题词，称赞她是“党和人民的好女儿，是共青团员和青年的好榜样”。 西昌这座城市，更是把这个名字刻进了骨血里。她殉难的河西镇更名为“佑君镇”，家乡的街道变成了“佑君街”，学校改名为“佑君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