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陈芝秀抛下年幼子女和丈夫常书鸿，跟下属私奔，多年与女儿在杭州相遇，她衣衫褴褛，目光呆滞，已下嫁工人并生下一子，她的一句话，让女儿深感理解，还每月寄钱给她。 赵忠清是常书鸿手下的助理，也是陈芝秀的浙江老乡。常书鸿忙着保护国宝，赵忠清就顺理成章地帮着陈芝秀干些劈柴、挑水的重体力活。他嘴甜，会来事儿，更重要的是，他能听懂陈芝秀的抱怨，能给她提供常书鸿给不了的情绪价值。 1945年的夏天，敦煌的风依然干瘪刺骨。赵忠清因为待不下去准备回浙江，他问陈芝秀要不要一起走。看着镜子里自己那张被紫外线晒得粗糙暗沉的脸，看着自己满是冻疮和老茧的双手，陈芝秀内心的弦，断了。 她留下一张借口去兰州看病的字条，随便塞了几件衣服，决绝地踏上了离开的卡车。她抛下了为敦煌痴狂的丈夫，也抛下了她曾经拼死护着的一双儿女。 常书鸿从外地考察回来，看着空荡荡的屋子和那张字条，瞬间感觉天塌了。他发了疯一样骑上马，向着兰州的方向狂追了三百多里地，最终连人带马摔在茫茫戈壁滩上，昏死过去。醒来后，心如死灰的常书鸿在报纸上登报声明，斩断了这段婚姻。 留在原地的，是年仅14岁的常沙娜。她一夜之间被迫长大，一边帮父亲处理研究所的杂事，一边像个小母亲一样照顾年幼的弟弟。在无数个被冻醒的黑夜里，常沙娜恨透了那个自私的母亲。 跌落尘埃的晚年与那句直击灵魂的倾诉 咱们常说，善恶终有报。陈芝秀跟着赵忠清跑回浙江，以为能重拾旧梦，现实却狠狠给了她一记耳光。 没过几年，赵忠清就因为历史遗留的政治问题被捕入狱，最后病死在牢里。昔日的巴黎名媛、所长夫人，彻底沦为了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反革命家属”。为了活下去，为了有口饭吃，她只能低头下嫁给杭州城郊一个普通的锅炉工人，后来还生下了一个儿子。 时光一晃来到了1962年。此时的常沙娜，已经成长为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优秀教师。那年秋天，她去杭州出差，在熙熙攘攘的街头，命运安排了一场毫无防备的重逢。 常沙娜刚办完事，抬头就撞见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那妇人穿着打满补丁的旧衣服，头发凌乱，手里拎着个破布包，目光呆滞地在路边捡拾菜叶。 常沙娜愣在原地，双腿像灌了铅。直到那妇人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惊慌，随即又迅速黯淡下去。 那是陈芝秀。17年了，曾经优雅精致的母亲，如今活像个凄惨的乞丐。 两人沉默地走进街角的一家小茶馆。陈芝秀死死低着头，一双布满裂口、粗糙得像树皮一样的手，局促地搓着衣角。她声音颤抖着，讲述了自己这些年的遭遇。 看着母亲这副模样，常沙娜心里那股积攒了17年的恨意，突然间就失去了着落点。就在这时，陈芝秀抬起头，老泪纵横地说出了一句话： “沙娜，妈当年毫无想要故意害你们的心，我仅仅是想逃开那片吃人的风沙啊。” 就是这句话，像一把锋利的刀，瞬间切开了常沙娜心底最柔软的防线。她脑海里浮现出的，不再是母亲离去时的决绝，居然是母亲在敦煌的深夜里，借着微弱的油灯，默默流泪的背影。她想起大旱的时候，母亲把仅有的一口净水留给自己和弟弟；想起母亲曾用颤抖的手，把冻僵的毛巾敷在发高烧的自己额头上。 母亲当年的逃离，并非单纯的恶，仅仅是一个普通女人，在面对超出承受极限的苦难和丈夫长期的情感漠视时，本能的崩溃求生罢了。 我们习惯于要求所有人都是圣人，都能像常书鸿那样为了宏大理想牺牲一切。可是，作为被历史洪流裹挟的个体，陈芝秀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和情感依靠都没有，她实在熬不住了。 那天走出茶馆，常沙娜把自己身上所有的现金都塞给了母亲。 从那以后，常沙娜每个月发了工资，都会雷打不动地拿出一笔钱，汇给杭州那个破旧的地址。陈芝秀每次收到钱，都会让小儿子代笔写封短信，小心翼翼地告诉女儿：钱收到了，买了点奶粉，买了个热水袋，不用惦记。 弟弟常嘉煌知道这件事后，气得跟姐姐大吵了一架。他无法原谅母亲当年把他们丢在沙漠里的行径。但常沙娜只是平静地叹了口气，没有过分辩解。 作为女儿，常沙娜比谁都清楚母亲当年的过错有多深。她每月的汇款，绝非是在认可母亲当年的背叛，这仅仅是源于骨肉血亲之间最本能的悲悯。 母亲已经用她大半生的颠沛流离和无尽的苦难，为那次错误的选择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面对一个在底层苦苦挣扎的老妪，哪怕她曾犯过大错，那也是给了自己生命的亲娘，常沙娜做不到袖手旁观。 1979年，陈芝秀因心脏病突发在杭州离世。接到电报的那一刻，常沙娜放下画笔，望着窗外沉默了很久。后来，她甚至遵照母亲生前的挂念，给那个同母异父的弟弟也寄去了一笔钱。